前言

   一、对“回族”的理解：作为理性实践与情境化演绎的社会角色

   二、历时性中的流变

   三、历时性中的不变

   四、变与不变之关系机制

第一章  复合边界中的鲁甸

  第一节  空间的表达：地理环境

  第二节  时间的叙事：设置与区划

  第三节  凝铸的时空符号：人口、民族及宗教

第二章  历史再现：帝国体系中的鲁甸回族

  第一节  序幕掀开：鲁甸回族的雏形

   一、元代云南边疆治理——云南回族出现的条件之一

   二、元代在鲁甸的军事行动

  第二节  热潮引发：鲁甸回族的涌入

   一、明代云南边疆治理——云南回族出现的条件之二

   二、明代在鲁甸的军事行动

  第三节  移民终场：鲁甸回族的高潮

   一、清代云南边疆治理——云南回族出现的条件之三

   二、清代在鲁甸的军事行动

  第四节  帝国体系下鲁甸回族文化的创造

   一、家族认同

   二、符号创造

   三、空间创造：鲁甸回族村落的形成和杂居现象的出现

   四、国家认同的文化建构在回族社会中的作用

  第五节  小结：帝国治理过程中民间社会秩序的塑造

第三章  求索中的国家建设与摇摆的民间社会：从民国前后到改革开放前夕

  第一节  民国前夕的鲁甸回族：在反叛之中寻求自我的抗争

  第二节  革命与回民的生息

   一、革命中的鲁甸回族

   二、行政力量向家族社会的渗透

   三、“民青”、“农翻”：国难与民命的孪生

  第三节  两种教育体制下的回族身份塑造

   一、国民教育中回族的国家意识

   二、新式经堂教育中的回族本色和回族的国家情怀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鲁甸回族

   一、桃源回族武装起义：靠近国家的行为表达

   二、双重的生活困境：束缚的身体与枯竭的灵魂

  第五节  小结：摸索中的国家建设与摇摆的民间社会：动荡中的博弈性适存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国家结构关系的调整与鲁甸回族：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的同构与挑战

  第一节  政治解冻：民族宗教政策的完善与回族社会的重构

   一、回族宗教信仰自由行为的体现

   二、清真寺建筑风格的流变与多元建筑风格的并存/

   三、阿訇多重角色的生产

   四、民间社会自然机制的复兴

  第二节  经济解冻：发展号角的转变

   一、经济大潮中的先机与困顿

   二、文化产业的开发：谁主沉浮

  第三节  文化解冻：农村建设的反思

   一、“三通”中的回族社会：不通情的行为秩序

   二、“新农村”建设：国家意志在农村的体现

  第四节  小结：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的同构与挑战

尾声

   一、结论：国家建设历程中塑造了民间社会

   二、进一步讨论：现代化视野下民间社会将何去何从

一、对“回族”的理解：作为理性实践与情境化演绎的社会角色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回族绝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也不能由具体的名称、人物和地域来表示。回族既是一个理性实践的创造，是一个情境化的演绎结果，是一种新型的联合和文化团体的构造，也是一种民族性和国际性的道德代理人。“回族”的出现既体现了有意识的分类过程，同时也彰显了无意识的话语实践。对中国回族现象的探讨之所以有着不菲价值，在于回族在本土化与社会化过程中牵涉到中国政权组织作用下的社会角色定位与群体身份认同的问题。回族是被历史打满烙印的历史事实与意义符号的总成。其传统的身份特质正演绎着新的意识、新的途径、新的抉择、新的意义和新的权威。但是,马克思给这种情境早已做了限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这无疑为“回族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限定了边界。

遍布每一个角落，不管中原，抑或边疆，都存在回族繁衍生息、自由漂浮、非依附性的表象，及地域性和全球性结合的特质。形式上，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回族互不关联、彼此分离。实质上，却在文化内涵和社会化过程中分享了共同的结构。这一方面渊源于共享的文化根基，同时也外不开国家行为的作用。作为整体的回族群体，其运行逻辑并非是孤立或单线的，而是兼具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共生的特点。各种能使现行秩序合法化的话语，对维系这样的特点是绝对必要的。历史进程中的回族，是在中国背景下持续发挥有机性、集体性、表征性，并坚持一定独立性的结果，是以生存策略为导向，与国家政体保持价值取向上相对平衡状态的产物。回族的历史并非是形而上概念的简化集合，而是与迁徙、社会动员等之类跨时空行动密切关联的结果。回族的政治和职业身份与革命、改革、现代化进程等俨然牵系着，其价值、功能及潜能，伴随多重社会变革而转变。这是一种保持政治连贯性的道德诉求，也是回族实际地位与可能地位博弈的体现。

回族与国家在历史互动中产生的社会化关系，通过横跨各个历史时代的准则得到协调。这些准则并非仅是对现状进行实用性的辩解，或者仅是起到规范特定现状的作用。在这种准则协调下的社会化互动在促使回族进入一体框架内，同时将回族转换成了“异化”或“边缘化”的角色，由此意味着社会化文化的匮乏，结果导致作为国家或集体的普遍性与个人或民族自主性之间产生对弈。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回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概念化的新尝试被进一步强化。其政治意义随着他们在再生产方面的作用而凸显。一旦获得表达意见的机会，回族就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来表达不同意见，体现他们的政治意义。但从历史进程来看，回族是以置身于公共环境、扎根于社会群体、社会事业以及社会运动中的姿态参与改造世界。由此而产生了戏剧性的画面：当新的国家建设要求替换传统国家的旧要求而成为时代主题时，一些观念和做法由此而被推广到回族社会中并导致了回族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如果不这样，国家的政治经济变革就无法进行，更无法取得实效。尽管回族民间社会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广大回族民众被整合到国家重构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计划的语境中已是历史必然。随着时空的不断转移，国家变换了传统的策略，愈来愈将回族整合为伙伴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以推动国家的和谐发展。显然，国家与社会是通过互动而构建出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整体现象。

回族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伊斯兰本土化及其如何与中国大环境调适对话的过程。从中国国家建设出发，可借助国家话语来理解回族社会构成。因为国家从来都存在着一种线条清晰的主流历史。从回族社会内部出发，可对国家建设做出来源于草根的经验解释，由此挖掘出回族社会历史的深层特征，及国家行为作用的痕迹。当然，回族社会在总体上并非总是处于同一时代或者同样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