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相关问题
（一）选题的缘起
（二）政治哲学的时间限定
（三）被误解的政治哲学
二、研究文献的梳理
（一）西方研究现状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三、研究理路与方法
（一）研究理路
（二）研究方法

第一章方法论的困境：想象力的贫困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形而上学性
（一）对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
（二）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批判
（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限度
二、论证思维：界限意识的随意性
（一）科学认识和方法的误用
（二）二元对立和制衡的思维模式
三、“波普尔悖论群”：逻辑的自悖
（一）“国家计划悖论”和“民主悖论”
（二）“宽容悖论”和“自由悖论”

第二章消极功利主义的困境：“最小痛苦原则”的限度
一、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论证模式和基本原则
（一）对“自然主义”论证模式的批判
（二）对“最大幸福原则”的批判
二、“最小痛苦原则”：理论的自我否定
（一）痛苦难以达成共识
（二）和平等主义的矛盾性
（三）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
三、消极功利主义：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
（一）“最小痛苦原则”与功利主义
（二）“最小痛苦原则”的四大问题

第三章两种社会工程的困境：正反皆悖论
一、反乌托邦社会工程：片面的缝合和论证的悖谬
（一）历史主义、整体主义与乌托邦社会工程
（二）暴力、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工程
（三）科学验证与乌托邦社会工程
二、渐进社会工程：合理性和科学论证的偏失
（一）关于合理性的质疑
（二）关于科学检验的质疑
三、两种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理想社会的失落
（一）反乌托邦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
（二）渐进社会工程与开放社会
四、走出悖论：两种社会工程的再思考
（一）社会工程的现实化问题
（二）两种社会工程的共存问题第四章开放社会的困境：潜在的缺陷与脆弱
一、开放社会的封闭性：价值的自我禁闭
（一）自由和平等
（二）民主和宽容
二、开放社会的权威性：权威主义的重塑
（一）对权威主义的批判
（二）权威主义的重塑
三、开放社会的空想性：乌托邦主义的再现
（一）理性讨论的可能性
（二）世界主义的幻象
（三）暴力手段的缺位
（四）波普尔的“乌托邦主义”

第五章走出困境：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再思考
一、走出困境：政治哲学的重建
二、两个困境的再思考：思想特征和政治归属
（一）对思想特征困境的再思考
（二）对政治归属困境的再思考
三、政治哲学困境的效应：促进知识的增长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论

“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Karl 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2,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2,p225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相关问题

（一）选题的缘起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是改革开放之后，被引进的第一个西方现代哲学家。纵观国内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研究，文献较多且较为深入和理性详细的研究状况请参阅本“导论”的第二部分。。然而，由于本土学者或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或是认识偏见的缘故，相对于国外的论著和国内关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其政治学术研究不仅比较薄弱，而且至今尚未出版一本全面系统地研究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研究专著。这似乎可以印证卡尔文·海耶斯的那句话：“波普尔政治哲学是其哲学体系中被讨论得最少和最为薄弱的部分。”Calvin Hayes,Fallibilism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Popper’s Political Philosophy,Lanham,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1,P73 即使是已有的关于波普尔政治哲学研究文献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从内容上看，缺乏较为全面的研究。不但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世界主义以及历史地位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绝大部分研究文献都涉及波普尔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而对波普尔与柏拉图、黑格尔之间的批判与反批判关注较少。此外，在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阐释和评析中，往往忽视了波普尔政治哲学得以孕育的历史文化语境，诸如缺乏从密尔、康德等思想家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影响视角进行探讨，从而易流于疏浅粗陋。

（2）从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研究时间限定来看，大多研究文献都局限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著作中，忽视或漏读了波普尔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从而导致在一些重要思想元素的解读上有所欠缺。

（3）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研究文献采用“标签法”（把波普尔纳入自由主义思想流派进行研究）、“截面法”（把政治哲学从哲学体系中分割出来单独解读）、“聚焦法”（考察民主、渐进社会工程、开放社会之类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较少运用“比较法”。

这些问题和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瓶颈，阻碍了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和理念的“走近”。

台湾的朱宏源先生曾说过，任何理论不仅有其适应的时代，也有其不适的可能。参见朱宏源：《开放社会的先驱：卡尔巴伯》，中国台湾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2年版，第24页。因此，无法否认波普尔政治哲学确实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对波普尔“悖谬性”命运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促使波普尔确立了一个对任何理论都应进行批判地考察而不能教条地接受的信念。这里，笔者也本着相同于波普尔的“科学的态度即批判的态度”Karl RPopper,Unended Quest: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2,p39,试图进一步对波普尔政治哲学加以解读，从而接受和批判波普尔政治哲学。在这篇论文里，笔者不过是冒险挑战一下现有的认识，对波普尔政治哲学作进一步的挖掘，希望对这些问题的解读能够免遭学界的驳斥，同时又能加深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研究。笔者一方面无意对波普尔政治哲学做全面的回顾和论述：首先这是一件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事；其次，这并不是这篇论文的主题；再次这种剖析尤为精细，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因此也就无法做出详细地描述，只得从略。鉴于这种理解，笔者在于考察波普尔政治哲学之困境，故而对波普尔的其他思想基本未加详细地涉猎。借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的话说，这样做虽然有点粗枝大叶，但总比无所作为好，因而它仍然具有价值——事实上，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全方位研究在学术界仍然是相当薄弱的。参见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原文版序言”第1页。另一方面，笔者也无意为它作合理的辩护，而是以批判为第一要务，力图在关于波普尔政治哲学困境等相关问题上表达一孔之见。正如卡尔·曼海姆指出的，“只有当我们彻底意识到每一种观点的范围的局限时，我们才算走在寻觅整体理解的路上”[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才能不断地走近真理，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因而，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分析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具体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价值以及西方政治界有何影响，以及走出这些困境有无必要和可能性？并通过对困境的剖析，进一步透析其政治哲学的思想特征、政治归属以及困境效应，并得出一些相应的结论。

（二）政治哲学的时间限定

黑格尔曾说：“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波普尔政治哲学是对时代发展主旋律——内部危机（自由主义的式微）和外部危机（极权主义的猖獗）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反映了波普尔的政治兴趣与政治局势变动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学界公认的关于波普尔思想的一般发展轨迹：“科学哲学→政治哲学→本体论”。根据哈科恩（Malachi Haim Hacohen）和菲利普·贝尼希（Philip Benesch）参见博士论文Philip Benesch,The Viennese Socrates and Marxism:Karl Poppe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gressive Politics,2003,p277;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7,71,334-369,524-540的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波普尔对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失败和中欧民主崩溃的政治局势极其失望，故而把心思转嫁到科学哲学上；之后，欧洲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波普尔的工作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哲学到政治的转变，社会政治哲学成为波普尔关心的中心问题；但是随着战后经济奇迹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逐渐减少，以及舒适的英国环境，波普尔开始变得保守，改革的热情逐渐减少，相应地对社会理论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因而在50年代他又把注意力投放到科学哲学的老本行上，这样政治哲学就不再是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从这个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波普尔对于政治的兴趣具有阶段性特征。

当然，这与承认波普尔终身至少在某些方面对政治是感兴趣的观点，是不相矛盾的。一方面，《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部分思想、主题和论辩可以追溯到波普尔的早期文章，如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一些文章中，波普尔关于解决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为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再如1918年到1920年，奥地利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工程、社会科学技术以及科学预言的争论都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得到反映。参见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87-88 另一方面，《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些主要观点，波普尔在后期作品中也继续关注。在详尽阐述自由民主理论之后，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版出版后，至少用了20年时间继续宣扬它，但是并没有“实质性”地变化，他只是在一些讲演、文章、报纸上重述或者修正《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公共舆论和自由主义原则》不但反映了他逐渐保守的自由主义，而且也承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关于公共讨论的思想是存在问题的。简单一点说，战后的波普尔虽然仍然致力于社会政治问题，但是他的兴趣总是限制在某些领域，如探索政党制和代议制民主，思考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没有尝试着深化其政治理论，也没有在政治领域中着手一个不同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学术性课题。这也是弗莱德·艾德林（Fred  Eidlin）为什么批评哈科恩（Malachi Haim Hacohen）关于波普尔从奥地利共产主义政党的信仰中脱离后从未涉及政治的观点，以及杰里米·希尔默（Jeremy Shearmur）关于波普尔早期和后期政治哲学构成一体的观点，是一种误解的原因所在。正如弗莱德·艾德林（Fred  Eidlin）指出的，即使波普尔终身只对一些政治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仍然在许多政治事务上保持着一种业余的爱好。Fred Eidlin,Popper’s Social-Democratic Politics and Free-Market Liberalism, in Critical Review 17 (2005),pp31-32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时间限定为20世纪初的激进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的社会主义以及战后的自由主义。这意味着，本论文对于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探讨也是在此限定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仅仅立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政治哲学著作。

（三）被误解的政治哲学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两部著作的出现主要归功于战争期间的奥地利政治，它们不仅是对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灾难性的一个回应，而且也深刻反映了当法西斯主义在奥地利和德国逐渐泛滥时，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参见WHNewton-Smith,Jiang Tianji,EJames,Introduction,in Popper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2,p13的失望和沮丧之情，正是这种失望和沮丧促使他不再压抑自1919年以来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从而为“战争尽一份力”。它们的出版不但让波普尔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而且也使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遭遇到了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问世，受到了众多思想家或学者的指责：许多古典主义者对波普尔把柏拉图看成是极权主义者极度反感；而黑格尔的追随者指责他所谓的黑格尔是杜撰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则攻击他是自由主义的辩护者。参见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83;Maurice Cornforth,The Open Philosophy and the Open Societ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8;John Wild,Plato’s Modern Enemies and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Ronald BLevinson,in Defense of Plat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Jonathan Lieberson,Karl Popper,in Social Research,49:1(1982:spring) p109更有甚者，在两位著名思想家的通信中，斯特劳斯曾认为波普尔本人是“简直不值得鄙视”；而沃格林则鄙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厚颜无耻的、一知半解的废物”、“毫无价值的思想史作品”、“意识形态的垃圾”。参见恩伯莱、寇普编：《信仰与政治哲学——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育、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版，第95-97页。此外，时代的时髦风气也使波普尔政治哲学明显地遭到了彻底的冷淡对待。极具代表性的是，其政治著作从“必读”书目转为了“参考阅读”之列，甚至在他长达23年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则把他的办公室改建成了一个厕所，而不是“波普尔纪念馆”参见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导言”第2-3页。。刘擎教授曾对波普尔的命运给予了最为确切的描述：“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波普尔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如此显赫的声誉，却又如此迅速地被淡忘。”[英]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导言”第1页。

如此看来，在部分思想家眼里，波普尔的作品和学术经常被攻击，不仅算不上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还是“二流货色”，甚至是一块“绊脚石”。参见恩伯莱、寇普编：《信仰与政治哲学——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育、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版，第95-97页。如果他们的评判是正确的话，那么波普尔的名字似乎必然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然而，又如何解释波普尔曾在学术界中的声名显赫，以及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对波普尔思想进行重新探讨和评估的著作？参见Philip Benesch,The Viennese Socrates and Marxism:Karl Poppe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gressive Politics,2003,p381;Geoff Stokes,Politics,Epistemology and Method:Karl Popper’s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in Political Studies (1995),XLIII,p121;Fred Eidlin,Popper’s Social-Democratic Politics and Free-Market Liberalism, in Critical Review 17 (2005),p33 当然，必须承认，相对于那些以研究政治问题作为终身事业的思想家来说，波普尔赋予其政治哲学的目标是比较狭窄的，因为波普尔寻求地是与反自由民主的极权主义政体及支持者做斗争，因此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新的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体系。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及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传统西方政治哲学中几乎没有成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重要问题的原因所在。然而，断言伴随着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挑战的没落，波普尔的政治重要性在下降，这种观点是草率的。事实上，瑕不掩瑜，正如弗莱德·艾德林（Fred  Eidlin）、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菲利普·布兰丁汉姆（Philip Brantingham）参见Fred Eidlin,Popper’s Social-Democratic Politics and Free-Market Liberalism, in Critical Review 17 (2005),p41;Ernest Gellner,Karl Popper—the Thinker and the Man,in The Significance of Popper’s Thought,Amsterdam:Rodopi,1996,p75;Philip Brantingham,Notes on Karl Popper,in Modern Age,2007,p37;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84;Gunnar Andersson,Book Review:Karl Popper:Critical Appraisals,p119,in http:// possagepubcom at DUKE UNIV on July 8,2009等学者所指出的，波普尔是20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自由、民主、宽容以及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主张使他被纳入当代主流自由主义思想的行列，并和哈耶克、伯林成为了政治自由的主要代言人；他不但为人们所拥有的有价值的许多东西提供了一条“知识和自由”的线索，而且他对极权主义、历史主义、整体主义等思想的批判和对开放社会的倡导，在今天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它们成为了当今普遍流行的话语之一。因而，笔者基本赞同此观点：“波普尔捍卫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哲学和作为现代经验主义发展里程碑的科学哲学是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转引自Gunnar Andersson,Book Review:Karl Popper:Critical Appraisals,p331,in http:// possagepubcom at DUKE UNIV on July 8,2009

既然如此，为什么波普尔的命运具有如此的“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社会主义的时代，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所造成的。国外学者弗莱德·艾德林（Fred  Eidlin）曾指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目的被限制在批判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参见Fred Eidlin,Popper’s Social-Democratic Politics and Free-Market Liberalism, in Critical Review 17 (2005),pp34-37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没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以反对极权主义在学术之外获得极大声誉的波普尔也因极权主义的日趋衰落而渐渐被人们所遗忘”闻凤兰：《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07年，“导言”第1页。。第二个原因是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曲解所造成的。这种曲解源于以下因素：

（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的方式与他处理其哲学体系的其它部分的方式似乎有些不同。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也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故而，国内学者启良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西方反自由至新自由主义学说追索》一书中指出，把波普尔的立论系统地运用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讨论中的则是哈耶克，他借助于波普尔学说对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作了极其精细地阐发和完善参见启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西方反自由至新自由主义学说追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非系统地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误读的一个主要原因。

（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接受彻底地批判和考察更为重要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朱宏源先生断言，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参见朱宏源：《开放社会的先驱：卡尔巴伯》，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2年版，第173页。此外，波普尔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

（3）还与波普尔的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他领悟到绝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词语是用来系统阐述理论的，一个词语或概念的意义只有透过使用的人本身才能了解，任何追求词语、意义及其定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都会导致空洞的冗词赘语，所以波普尔反驳了若要精确就须界定术语的思想。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对于同胞（或对于社会）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关于哲学历史与艺术的讲演和论文集》，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这条原则与当时流行的语言分析哲学对词义的偏爱和概念的解析或经院式的表述是格格不入当然，这并不否认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的相同之处，在对德国式语言表述上的态度，波普尔接近于维也纳学派的。参见H阿尔伯特：《卡尔·波普（1902-1994》，王彤译，载《世界哲学》1996年第3期。的。因此，即使在成名之后，波普尔在英美哲学界有一种落落寡欢之感。也许正如刘擎教授指出的：“波普尔独特的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英]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导言”第7页。一方面，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其政治哲学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参见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的非议；另一方面，这种“通俗易懂”和“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也使得它被普遍地关注，相应地也在短暂的关注之中被通俗化进而被曲解，乃至被鼓吹和利用。参见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导言”第7页。对于这一点，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曾颇有见地指出，正是独特的学术风格“掩盖了他的深度”，而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参见布赖恩·马吉:《波普尔》，郭昌辉、郭超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