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  沈从文创作中的生态呈现

 第一节  回望生态家园

  ——1934年回乡之前的创作

 第二节  表达生态隐忧

  ——以《边城》、《湘行散记》等为代表的成熟期创作

 第三节  确立生态信仰

  ——哲理沉思期的创作

 第四节  走向生态圆融

  ——1949年后的书信创作

第二章  沈从文复杂而独特的生态观念

 第一节  “湘西世界”≠世外桃源

  ——与陶渊明中国传统乡土创作的比较

 第二节  特异的乡土风貌

  ——与新文学乡土作家的比较

 第三节  开阔的人文视野

  ——《湘行散记》与《河上一周》的比较

第三章  沈从文创作的生态学意义

 第一节  对和谐共生生态意识的肯定与反思

 第二节  对生态伦理的文学表达

 第三节  对生态文学与现代文学生态内涵的扩充

第四章  张兆和创作的生态追求

 第一节  由“从文”而“兆和”

  ——创作上的呼应

 第二节  张兆和小说的生态蕴涵

 第三节  《费家的二小》：对自然情怀的肯定与赞美

结语  共鸣在和谐天地

绪论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因浓郁的地域、自然色彩，在文学史上获得广泛认可和赞誉。他一生向往社会和谐，在大量文学创作中讴歌了勤劳善良的人民、古朴融洽的社会，毫不留情地讽刺和抨击了扭曲自然人性人情的人与事。纵观其一生创作，可以说，他是在以生命追求世界的美好、人事的和谐。有趣的是，他的妻子张兆和在创作上同样表达了这一愿望。在她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张兆和从更为细微的角度，描写了几位天真未琢的女孩子成长的烦恼，并将她们放在自然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加以表现，表达了对于童趣童真和自然情怀的眷恋。沈从文夫妇在创作上的共鸣，源自他们对自然、社会、人性人情有着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对生态和谐有着一致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共鸣，并未导致两人在创作上的类似和雷同。现代文坛上的沈氏夫妇，就如舒婷笔下的橡树和木棉，同以树的形象站立在一起。

沈从文创作因其浓郁的地域、自然色彩以及由此而来的异质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度沉浮，新时期以来，重新获得广泛认可和赞誉。对于以湘西为代表的自然风物、人情世态、社会文化、道德风貌等等的描写，即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复杂面貌，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主体成分。张兆和的文学创作，量少而质优。其清新素朴的风格，足以与沈从文媲美；在儿童形象的塑造以及儿童心理的刻画上，更是深化了“五四”文学对于儿童的关注。在她笔下，主人公的自然人身份极为明确、清晰。或以广博丰富取胜，或以单纯深入见长，沈从文与张兆和笔下的生态风貌，却都恰与当前生态批评的范畴密切相关。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欧美最新出现的一种批评潮流。人类文明步入工业社会以来，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频频发生危机，人们不断对此进行反思。20世纪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在欧美形成热潮，在文学创作上呼唤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在理论界，美英出现了“生态批评”。“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在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内从两三年前开始了‘生态美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等课题的研究”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生态批评渐次成为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

我所借用的“生态批评”概念，主要来自于乔纳森·贝特、劳伦斯·布伊尔、但纳·菲利普、曾繁仁、鲁枢元、王诺、张华、刘锋杰、韦清琦、刘蓓等诸位学者的论述。1996年，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格罗特菲尔蒂(Glotfelty)给出“生态批评”的定义：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earth-centered)的方法研究文学”。这个过于宽泛的定义得到了哈佛大学劳伦斯·布伊尔教授的修正，他认为，生态批评是“在支持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下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转引自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生态批评”概念引入以后，中国学者们对它又注入了新的理解和内涵。曾繁仁、张华等诸位学者，把中国传统美学与生态批评接续起来，形成生态美学理论。张华博士认为，生态美学是“把具有解构主客两分倾向、强调利他主义、超越狭隘自我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引入文艺学、美学”张华：《生态美学：注重人与自然整体和谐》，《中国教育报》2005年9月5日第七版。。鲁枢元主张把生态学“接纳进诗学的领域”，认为生态领域应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鲁枢元：《猞猁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255页。。刘蓓则强调，“多学科的涵盖和包容、多种事物的关联、对思想变革的提倡、对人与环境关系现实的关注、对伦理立场的坚持，正是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共有特征。”据刘蓓介绍，“从实践上看，目前在美英进行的‘生态批评’已经突破了‘自然写作研究’的局限”。“不仅可以用‘任何方法’研究自然写作，还可以细察‘任何文学文本’，甚至包括表面上看来完全是描写非自然世界的文本，解读其中的生态意蕴或人与自然关系。”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这种多元的理论建构与宽阔的理论胸襟，必然会给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开拓研究领域，并由此而丰富人们对文学的理解。

而沈从文、张兆和的文学世界中，自然从来都跟人类活动融为一体，他们并不把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的存在加以表现。从表面上看，沈从文夫妇的创作似乎不是生态批评中所肯定的有着自觉生态意识的文学创作。但是，他们那些自发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张兆和的作品数量过少，在生态思想的传达上虽自有特色，却未成体系。沈从文笔下的“生态”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自然总是与“人事”密切相连、“生态”也是人类活动融入其中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状态。倘若把“生态”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化，就会发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生态”实际上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其间纠结了特具美学张力与思想张力的诸多问题，例如城乡差异、道德取向、现代启蒙、传统改造等等。在我看来，给沈从文夫妇创作中的生态话语以应有的重视与评价，可以使此类问题在更为广阔背景下得到新的观照与思考。

回顾以往的研究，我认为，采用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沈从文夫妇的创作不仅是一种创新，更有其必要和价值。

1949年以前的沈从文创作研究，无论肯定还是批判，基本上都着眼于奇异的湘西风情，以及由此而来的文体风格之独特性，认为对湘西风情和自然、人生的独特描写，是其创作的一个显在特点参见苏雪林《沈从文论》、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等早期评论。抗战结束，相关评论的论战意味越来越浓，而其中蕴含的学理性评价也愈来愈少。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史上，几乎不再有其地位和相关论述。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渐渐由海外开始了对沈从文创作的重新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沈从文创作的研究形成高潮，一大批有实力的研究者参与其中，贡献出卓有成效和深度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凌宇、赵园、吴立昌、刘一友、向成国、王保生、王继志、赵学勇、刘洪涛、杨联芬以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等等，都各自从独特角度对沈从文创作进行了深入解读。在重新审视、评价沈从文创作时，关注其基本的题材和风格特点、肯定其创作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性的和谐以及“人性”与“生命”的价值，仍然是一个重要维度。

尽管没有明确地从生态批评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探讨均涉及自然生态在沈从文创作中的美学价值。此类论述相当多，离生态批评也许仅一步之遥。

近些年来，随着生态批评理论的引入，对沈从文创作的研究也出现了迈向生态批评的可喜尝试。明确表明使用了生态批评方法的，有四篇文章值得关注。华侨大学2003届硕士黄建烽的毕业论文，《生态美学视域中的沈从文小说》黄建烽：《生态美学视域中的沈从文小说》，华侨大学2003届硕士的毕业论文，导师：陈旋波，见中国知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将沈从文小说引入生态美学的批评视域。此文对沈从文小说生态美学价值及其对于建构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化意义的认识和揭示是相当重要的。但在理论梳理、论证过程中，黄文对生态美学视域的坚持以及论证周密性上有所欠缺。而吕丹的《沈从文〈边城〉的生态解读》吕丹：《沈从文〈边城〉的生态解读》，《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则采用“生态解读方法”，分析了《边城》建构的生态系统。该文优点是较为细致具体，但由于对所使用的“生态解读方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新方法对旧角度和惯常研究没有构成足够的挑战和突破。更具学术价值的两篇，是王丽丽《“长河”的生态美与生态智慧》王丽丽：《“长河”的生态美与生态智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和覃新菊《乡村弱生态——沈从文对湘西人生负面的生态思考》覃新菊：《乡村弱生态——沈从文对湘西人生负面的生态思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王丽丽认为，“沈从文对现代社会的批评无意间正契合了生态美学对现代工业社会和都市文明的反思”，而其作品中表露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简直可以被当代的生态学家引为同调”，这也恰恰是沈从文作品“与同时代不相谐调的另类因素”。覃文则把沈从文创作从题材上分为城市反生态、乡村弱生态、湘西生态风情，着重探讨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负面的思考”。新的方法往往能够激荡出新的视角和观念。近几年从生态批评角度审视沈从文创作的研究日渐丰富、厚实。在中国知网以“沈从文”和“生态”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检索，2010年以来就有8篇硕士学位论文、39篇学术期刊论文。他们深入细致的解读带给我很大启发，同时也引发我从生态批评视野全面看取沈从文创作、进一步探讨沈从文独特生态意识之产生原因、发展过程以及当代意义的强烈愿望沈从文的创作，在本书中主要指其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以及文论与书信。在32卷《沈从文全集》中，这些为前27卷。。

美国金介甫教授在其著作《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曾说，“少数西方评论家用象征派眼光来读沈从文的作品，从中找到了道家思想，甚至找到了存在主义。这两种观察人生的方法对读懂沈的作品很有裨益，但这种赏析的办法也可能走过了头。”［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36页。本文所引该书皆为此版，以下不再重复标注。使用生态批评理论解读沈从文创作，也会面临此类“过度诠释”带来的风险，因为沈从文从来没有明确意义上的现代生态意识；但是，由于他的作品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探讨了自然、社会、文化、精神等诸多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又与现代生态理论如此深相契合，从生态批评角度重读它们，也许会有新的收获。优秀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复杂，足以与人生相媲美。新的批评视角不仅有助于对作品的深入理解，甚至可能大大拓展作品的审美空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只要是立足于文本，就不会“走过头”。乔纳森·卡勒对此有更为明晰的说明。他在《为“过度诠释”一辩》中说，“尽管像温和的诠释一样，许多‘极端’的诠释无疑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因为它们会被断定为没有说服力、多余、不相干或枯燥乏味——然而，如果它们果真非常极端的话，对我来说，它们就更有可能揭示出那些温和而稳健的诠释所无法注意到或无法揭示出来的意义内涵。”（乔纳森·卡勒：《为“过度诠释”一辩》，见《诠释与过度诠释》，［意］安贝托·艾柯等著，［英］斯特凡·柯里尼编，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119页）

而对于张兆和的研究，在数量上就与沈从文研究相差甚远。原因自不必多说，毕竟跟沈从文相比，张兆和创作数量太少、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过小。但是，这些都不能证明张兆和没有研究价值。相反，她那清新的文笔、独特的构思、以独立而深刻的思考描绘的优美生态图景，都会让读者倾心不已。我认为，对于张兆和及其文学创作，学界应该给予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更多重视。

在我看来，对沈从文夫妇的创作进行生态解读，不仅仅是个审美视野的拓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解读，可以让我们对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创作有更为深切的理解，并帮助我们反思现有生态批评中所宣称的多元文化立场中的二元实质，并且由此而拓宽我们的批评视野，合理化生态批评的审美内涵。同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虚幻抽象的世外桃源，而是经由作者的反思、探索、塑造而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的生态社会；而张兆和的童真描摹，也不再仅是一种单纯深情的少年追怀，更是对孩童时代被遮蔽的生态失衡的深度揭示。

已有的研究对于沈从文创作剖析细致、识见深透、成果丰厚；而相对来看，对张兆和研究的不足，又给笔者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研究空间。同时，作为一种能够呈现沈从文夫妇创作特色的研究方法，生态批评将成为一件分析的“利器”。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取沈从文、张兆和的创作，才可以更为真切地理解他们在和谐天地间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