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根柢

智慧孙子吴如嵩

孙子的“全”胜思想与《周易》霍印章

《老子》与《孙子兵法》韩荣钧

《孙子兵法》与法家文化毕海林

《左传》里的兵学文化理念张文儒

早期兵学文化与孙子军事情报思想的形成孙建民

《孙子兵法》的文化根柢喻江

思想渊源

和合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兵学的文化性格宫玉振孙寿祥

从孙子到黄帝：慎战、爱民、谋略、用间诸思想之溯源汪育俊

《孙子兵法》哲学思想之渊源陈二林

《孙子兵法》结构的文化渊源付朝

孙子“庙算”思想溯源陈相灵

“奇正”溯源郭克勤郭智贤

发展脉络

论秦汉时期孙子学的发展李沈阳

《孙子兵法》与三国英雄——兼论《孙子兵法》兵经地位的确立龚留柱

论唐代孙子兵学的渊源与发展王凤翔

《武经总要》与北宋孙子学的发展李新伟

明代《孙子兵法》流布的高端化特征阎盛国

融合与构建：民国《孙子兵法》研究侯昂妤

新中国成立以来《孙子兵法》研究述略姚振文吴如嵩

海汇百川：台湾的孙子兵法研究刘君祖

台湾《孙子兵法》研究廿年王长河

名家论兵

司马迁与孙子学赵国华

曹操“孙子研究”初探江声皖

苏轼与孙子兵学魏鸿

论王阳明的“仁”“诈”辩证统一思想梁娟娟

茅元仪与《孙子兵法》赵娜

戚继光与《孙子兵法》——兼论经典理论著作的实际运用杜超

王夫之对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李兆禄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研究刘朝兴

文化根柢

智慧孙子吴如嵩

摘要：近年来，《孙子兵法》的各种研究渐成热点，但对孙子其人其事的研究，因留存相关史料不多，研究者相对较少。对孙子的一生进行了梳理，详细叙写了其在吴国期间建功立业的主要事迹，佐以史实的考证、相关资料的征引，并结合《孙子兵法》的主要战略思想，解析其做事、做人、作战的智慧。

关键词：孙子；《孙子兵法》；吴王

中国古代有文武两大圣人，一位是文圣孔子，他是儒家的鼻祖；一位是武圣孙子，他是兵学的鼻祖。这文武二圣都生活在春秋末年，孔子可能要比孙子年长几岁，是鲁国人，孙子是齐国人，两人是山东老乡，但却并未见过面，既没有交谈过，也没有辩论过。

但是，35年前，也就是1974年“文化大革命”大搞“评法批儒”时，“四人帮”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别有用心地把孙子吹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家，以之去批判孔子。于是，一时之间，天南海北出版了不少《孙子兵法》的书，生拉活扯地吹孙子贬孔子，以孙子打孔子。

其实，作为兵家的孙子，在他身上儒法道墨的思想品质都是贯通的。当然，从理论上说，诸子百家各有其学术体系，但是不能用那种形而上学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方法去硬套在孙子头上，似乎孙子的思想只是清一色的法家而拒斥儒家乃至其他各家。就拿“无”与“资”来说，二者也并不是冰炭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也必须吸收资产阶级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为我所用。那么兴“孙”就更不能灭“孔”了，因为孙子与孔子的思想遗产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都要继承，都要弘扬。

我们尊称孙子为圣人，叫武圣也好，叫兵圣也好，是因为他著有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部旷世奇作《孙子兵法》十三篇。早在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就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誉《孙子兵法》为“兵经”。到了北宋神宗时，作为政府行为，更把《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经”这个词是很神圣的，还是刘勰说得好：“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只有圣人才能揭示那万世不变的普遍真理。

圣人是一个极高的称谓，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圣人仅次于神仙，是道德智能极高的人。那么，孙子除了他的十三篇兵法之外，还有哪些圣功伟绩呢？

说到孙子的事迹，实在是遗憾得很，就是专门记述春秋历史的《左传》也竟连孙武的姓名都没有提到，以至于后世一些中外学者竟然质疑孙武其人的真实性，质疑《孙子兵法》作者的真实性。这场笔墨官司从宋朝打到明朝，从明朝打到现代，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才终于有个了断，澄清了这千古悬案。

尽管关于孙子的事迹记载不多，但是司马迁的一段话却如同吉光片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他在阐述为什么要为孙子立传时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孙子的信、仁，孙子的廉、勇，孙子著兵书论兵法都达到了“与道同符”的出神入化的境界，都达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地步。原来，孙老夫子道德文章是如此的神圣！此后的《吴越春秋》《新唐书》以及各种孙氏谱牒也填补了不少相关事迹，但是历史留下的资料毕竟少得可怜，以至于孙子生于何时，死于何地都“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

然而毕竟由于自两汉以来，相关史料不断涌现，因此，孙子其人的形象也逐渐鲜活起来。东汉赵晔在描述孙子吴宫教战时写道：孙子三令五申而宫女们嬉笑如故，于是，“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这倒很有些山东大汉的味道。1989年王辉强先生在《孙子形象的探索》中写道：“高高的个子，健壮的体魄；长方形的脸上略有消瘦并带几丝的皱纹，浓眉下一双大眼略陷于眼窝内，炯炯有神，那对明显的眉头，是智慧的痕迹；宽厚的嘴唇上长有神气的八字胡，颌下的山羊胡体现了丰富的阅历；满头的黑发束成了一个乌亮的发髻。”［1］这是典型的山东人的体貌特征。

孙子是不是这样一种形象呢？也许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自己心目中的孙子形象。按照我的理解，孙子应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神龙不见首尾的传奇人物，是一个似道非道，似法非法，似儒非儒，似墨非墨，以道为种，诸子为表的兵学大师。如果要绘画或雕塑一尊孙子像，那么我更主张用一种大写意的手法去描绘。

古人讲：孙子尚智，孙膑贵势。一部不到6000字的《孙子兵法》“知”（智）字就出现88次，居全书实词之首。“智”是孙子思想的核心，他以知情（知彼知己）为基石，这是真；以善战为追求，这是善；以全胜为灵魂，这是美。这三者构成了真善美三个不同的境界。

可贵的是，孙子的智慧具有普遍的意义，不仅限于对敌斗争，也适用于我们在各个领域的人生体验。我们如能将其兵法与其事迹，特别是他治军作战的指挥艺术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无须东联西挂，无须牵强附会，孙子的智慧就能与我们心灵沟通，就能使我们心领神会，从而使我们得到启迪，得到享受，得到愉悦。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括而言之，凭借现有的史料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孙子其人、孙子其智的。这也就是我试笔撰写《智慧孙子》的初衷。

一、乘时入世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孙子是齐国人；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孙子是因为齐国发生四姓之乱而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到新兴的吴国的。至于四姓之乱与他有何关系，他是何年何月何日离开齐国，又是何年何月何日到达吴国，同行者有谁，走的哪条线路，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缺乏记载，难以详考。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齐国当时已经衰落了，早已失去当年霸主的风采。齐景公统治时期，厚赋重刑，民心动荡，社会危机四伏，这就迫使属于士这种阶层的孙子勇敢地去寻找新的天地。

当时南方的吴国和越国生气盎然，相对于死气沉沉的中原大国，颇有些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它为智能之士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广阔舞台。

比如，范蠡和文仲由楚国奔赴越国，就是看到了也抓住了展示自己抱负的机遇。有一则史料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它写道：“天地历纪，千岁一至；黄帝之元，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现）于地户。”“地户”指地的出入口，据《升庵外集》：“《河图括地象》曰：‘东南为地户’。注云：地不满东南是地户。”范蠡和文仲认为这种千载难逢的霸王之气已从中原转移到地户吴越一带，于是来到越国，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吴与越都是地户，所谓“吴越之邦，同风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范蠡、文仲到达越国时，伍子胥、伯嚭、孙子早已到了吴国。

地户之说也好，霸王之气之说也好，无非是古人对天下大势的预测和判断，对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应对。自春秋以来，中原大国齐楚晋秦兼弱攻昧，战争连年不断。到了孙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大战沉寂下来了，要求停战的弭兵（消灭战争）运动自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大夫向戌提出来，停战协议签署了一个又一个。

与中原形势不同的是，南方的吴越却是另一番景象。首先是吴国很快强大起来，在晋国的支持下，联合制楚，早在吴王寿梦二年（前583年）吴国开始伐楚（《史记·吴太伯世家》），此后多次同楚国发生战争；其后越国在楚国的扶持下把矛头指向吴国，吴王阖闾五年（前510年），吴始伐越，吴越战争成了春秋末期争霸战争的尾声。正是在这尾声中，孙子、伍员、范蠡、文仲一大批智能之士活跃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大剧。

孙子选择吴国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舞台，虽然没有范蠡的“地户”之类的有趣记载，但实际上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吴越的霸王气象。

孙子奔吴的出发地应当是齐国都城临淄。从临淄去吴国，最便捷的路线自然是经今山东临沂、郯城一路南下，到达苏州。这固然是一种推测，未见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是，自从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我倒觉得孙子未必是走的这条直奔吴国的路线，而很可能是西出山东，先对今天河北、山西、河南一带的晋国进行考察，然后再转而南下楚国，最后到达吴国，“辟隐深居”（《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我的这个推测要说依据的话，就是汉墓竹简《吴问》。《吴问》记述的是吴王对孙子的提问，问的是晋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孙子不仅作了准确而详细的回答，并且进而作出了正确睿智的预测。不难设想，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并且对晋国政情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孙子是不会有这一番高论的。如果孙子不是曾对晋国做过深入的考察，吴王也不会向他发问请教。吴王应该比一般臣僚更加掌握国内外大势，因为那些分析国际形势的研究报告他比谁都看得多，不管是机密还是绝密的上报材料，他都会首先看到，如果孙子只能做出一般平庸的回答，他又何须倾听那些空腹高心之人的平庸之论呢？正是因为孙子对晋国有特殊的了解和研究，所以他的回答才出人意表，所以吴王才会兴致勃勃地不断提问，最后说：“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大大夸赞和肯定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如果说我的这一推断还不够直接，那么，台湾一本军事杂志上刊载的一则材料，似乎可以用来做个旁证。

早在1980年，我看到台湾刘青衫先生在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孙子的兵书与战法》的文章。文章披露北宋神宗时的沈立著有一本《古史拾遗》，沈立的《古史拾遗》载有隋炀帝时的萧吉关于孙子身世经历的记述。萧吉博学多通，著述颇丰，尤精阴阳术数，官至太府少卿，著有《萧吉注孙子》（已失传），是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

萧吉的记述是令人惊异的。按照他的说法，孙子是因为掌纹像篆书“武”字故取名孙武，孙武的外祖父是齐国南史馆的主官。南史馆类似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姜尚、文王、武王、周公、管仲等先王圣贤的言论、事迹以及齐国典章制度的文献资料深深地吸引着少年孙武。

公元前544年，孙子15岁，恰逢吴国公子季札出访列国。当季札来到齐国南史馆参观时，提出的有些问题连晏婴和外祖父都回答不了，而少年孙子却能为之代答，使季札对他刮目相看，特地与他重新叙礼。当孙子知道来者竟是贤名远播的季札时，也平添了一番仰慕之情，萌生了要作吴臣的愿望，以报答季札的礼遇。

两年后，前542年外公病故，孙子守孝三年。三年后，前539年孙子被征入伍。当兵期间曾随齐景公到过晋国，转送燕惠公回国。当兵三年，打了三年仗。退役后仍回乡过着耕读生活。

前530年，余昧即位。孙武得到吴国政局变动的消息，决心出游。先后到过鲁国、宋国、曹国、周王室，在阳周（今陕西定西县境）结识王蟾、王鳌兄弟。赴卫国途中结识了扁鹊弟子东皋公。自此他便以医济世的方式遍游卫、郑、晋、秦，考察过崤函、繻葛、召陵、柘城、泓水、城濮等古战场。

前527年，吴王余昧病死，四弟季札不愿继承王位，逃回自己封地延陵（今常州）。于是吴人立余昧的庶兄僚为王。孙子想到个中必有原因，于是便取道陈、蔡、宋、徐前往吴国。孙子觉得季札让国是错误之举，便又转赴楚国。在楚国结识了皇甫讷、伍尚、伍员。

前512年，伍员力荐吴王用高车驷马礼聘孙子出山。孙子无法推谢，于是来见吴王阖闾。此时的孙子已是46岁的人了。

沈立的《古史拾遗》已难找到，即使找到，萧吉的记述也只是一种传闻。因为孙子的家世经历真正得到廓清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

今天，我把刘青衫先生这则材料转引出来，是为孙子未必是直接奔吴找一个聊资证明的材料。老实讲，从1980年我看到刘先生这则材料距今已近30年了。我之所以不予采信，不仅仅是因为《古史拾遗》找不到，更因为萧吉的记述可靠性不大，经不起推敲。但是我倒觉得孙子在晋见吴王阖闾之前似应有一段特殊的人生阅历，而萧吉之说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于是顺手牵羊，便把它引证过来。

我认为孙子奔吴之前去过晋国是有可能的。从吴王寿梦时代开始，晋与吴就是战略伙伴：晋联吴制楚，吴藉晋西扩，夺取江淮，北进中原。孙子要想在吴国建功立业，自然有必要对晋国考察一番。

孙子来到吴国的具体年月没有记载，大体上是吴王余昧和吴王僚当政之时，即公元前530年至前515年，再往上推也早不过吴王余祭执政后期。显然，这几位君主他都没有选择，他选择的是阖闾。

阖闾当政时，重用了三个外国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伯嚭，一个就是孙武。这三个外国人也是吴国的三杰，伍子胥与伯嚭来自楚国，孙子来自齐国。楚国和齐国都是先进的中原大国，是“第一世界”水平的超级大国。

伍子胥最早来到“地户”打拼，开始吃了不少苦头，直到阖闾即位才真正登上政治舞台，当了吴国的国务卿——行人。他这个行人权限很大，政治、军事、经济他都参与指挥。伯嚭是听说伍子胥在吴国当了大臣于是想借助伍子胥的力量谋个一官半职。阖闾接纳了伯嚭，“以为大夫，与谋国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伍子胥与伯嚭二人都是楚国的叛臣，也都是同楚平王冤大仇深而欲报仇雪恨之人。

伍子胥的父兄伍奢、伍尚被楚平王冤杀，伯嚭的祖父伯州犁也是被楚平王冤杀的。伍奢是楚国太子太傅，伯州犁是楚国左尹，也就是说伍子胥与伯嚭都是真正的高干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文韬武略非同一般。

孙子从齐国来到吴国没有伍子胥、伯嚭那种借助吴国公报私仇的目的，而完全是为了寻找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以天下为己任，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抱负。为了达此目的，他首先就要观察形势，寻找明主。

要查三代，孙子也算得上是高干子弟，出身于军事世家的名门望族。不过自孙武的祖父田书从当政的田氏家族分离出来之后，便似乎家道日趋衰落，到了孙武这一辈已经跌入士人阶层，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

春秋末年，士人阶层已经崛起，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经国治军的才能，常常受到诸侯各国的重用，布衣卿相也屡见不鲜。

早于孙子170多年的鲁国武士曹刿就显露出士人阶层的自负和卓识，他敢于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为了国家和百姓，他勇于挺身而出，参加作战，并提出“一鼓作气”的指挥要则，打败了入侵的齐国军队，为国家、为人民赢得了尊严。

曹刿的言行，正如孔子后来表示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论语·泰伯》）。有了明主，不入仕，是耻辱的；不是明主，却去贪图富贵，也是耻辱的。

所以，孙子必须观察吴王阖闾是不是明主，以便择主而仕。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即位之初“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国语·楚语》说他“闻一善者惊，得一士者赏”。还有一个反证，楚国公子子西曾对楚昭王说：“吴光（阖闾）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可见阖闾是一个革新进步的君主，唯恐他的贤人政治得不到诸侯各国的信从，“乃举伍子胥为行人，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左传·昭公三十年》）。自从他重用伍子胥之后，就制定了“安君治民，兴霸成王”的八字方针，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左传·昭公三十年》）。

经过观察，孙子认定阖闾可能是他要选择的君主，再加之吴国的开放性和崛起的优势，于是决定出山，晋见吴王，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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