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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影响因素及扶持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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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联华文组织出版,合同编号:zlhw2015-047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

出版时间: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本书利用计量模型考察了高校毕业生从业(欠发达地区)村官的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测量在读本科生对江西现行大学生村官招考政策满意度的基础上,寻找现行招考政策的短板;通过对江西在岗大学生村官幸福感的测量

作者姓名: 朱振亚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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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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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计量模型考察了高校毕业生从业(欠发达地区)村官的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测量在读本科生对江西现行大学生村官招考政策满意度的基础上,寻找现行招考政策的短板;通过对江西在岗大学生村官幸福感的测量,探究影响大学生村官幸福感水平的短板因子;在江西农民对大学生村官的需求和期待基础上,结合在读大学生及在岗大学生村官的访谈和案例分析,提出优化高校毕业生从业欠发达地区村官的扶持机制及相应的对策措施。


作者简介

朱振亚 男,1976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2010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井冈山大学副教授。已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消费经济》、《经济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等刊物发表论文近3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

稿件目录

第一章 导言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必要性

  (一)背景之一: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对伴生问题

  (二)背景之二:新农村建设亟需化解两大“末梢”难题

  (三)背景之三:城乡一体化任重道远

  (四)背景之四:问计民生的力量

  (五)研究必要性:大学生村官承载着农村未来

 三、文献综述

  (一)关于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关于大学生村官问题的研究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依靠力量的研究

  (四)关于大学生村官报考问题的研究

  (五)文献述评与本项目研究思路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标

  (二)研究内容

  (三)研究方法

 五、研究进路与本书框架

  (一)研究进路

  (二)本书框架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 影响本科生报考村官意愿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及变量说明

 二、数据来源、样本概况、模型构建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二)样本概况

  (三)模型构建

  (四)研究方法

 三、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自我了解变量的影响

  (二)职业知识变量的影响

  (三)整合变量的影响

  (四)家庭变量的影响

  (五)共同影响:报考意愿受力模型

 四、本章 小结

第三章 影响本科生报考欠发达地区村官意愿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样本概况、模型构建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二)样本概况

  (三)模型构建

  (四)研究方法

 三、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政策了解变量的影响

  (二)家庭资本变量的影响

  (三)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

  (四)区域政策满意变量的影响

  (五)共同影响:一个受力模型

 四、本章 小结

第四章 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政策满意度及需求优先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一)数据来源

  (二)样本概况

 二、大学生村官政策满意度分析

  (一)岗位设置政策满意度

  (二)报考安排政策满意度

  (三)期满出路安排政策满意度

  (四)政策满意度分类三、大学生村官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

 四、本章 小结

第五章 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招考政策满意度测量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基础

  (二)研究框架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概况

  (一)数据来源

  (二)样本概况

 三、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二)CFA计量分析

 四、本章 小结

第六章 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幸福感测量

 一、研究框架、问卷调查与样本概况

  (一)研究框架

  (二)问卷调查

  (三)样本概况

 二、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二)CFA计量分析

 三、本章 小结

第七章 农民需求与大学生村官选聘机制创新

 一、大学生村官选聘:意义、问题和走向

  (一)大学生村官选聘的意义

  (二)大学生村官选聘存在的问题

  (三)大学生村官选聘的未来走向

 二、大学生村官选聘:农民的需求和期待

  (一)问卷调查

  (二)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三、大学生村官选聘:基于农民需求的机制创新

 四、本章 小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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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章赏析


第一章 导言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大学生当村官,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以及缓解高校就业压力会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造就经过基层实践锻炼、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李源潮,2008)。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大有可为(孙政才,2008)。此外,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也有利于开辟大学生就业渠道,缓解高校就业压力(万银锋,2007;蔡杨,2010)。因此,大学生村官问题成为当前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早在1995年,江苏省丰县县委“为推动实施农村人才战略,全面提升村级干部素质”实施“雏鹰工程”,录用13名大学生担任村长助理,开始从大学生中选拔“村官”。1998年安徽凤阳首先引入大学生村官,此后,大学生村官行动方兴未艾。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从2006年开始,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争取用3到5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村至少1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2008年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式上升为国家行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决定从该年度起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1号文件均强调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做好大学生村官期满后的有序流动工作,2010年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大学生“村官”期满后有序流动机制,并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对大学生村官在留村任职工作、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发展、另行择业及继续学习深造等“五条出路”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扶持。

大学生素有“天之骄子”之美誉,一直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他们奋战在祖国各条战线上,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1999年以来,在高校扩招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头顶上的光环逐渐褪去,就业难题逐年凸显。而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智力资源一直单向流到城市,造成了农村人才凋敝而城市人力资源结构性过剩的现状。为打破农村人才只出不进的局面,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缓解高校就业难题,部分大学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通过选拔考试成为村官,从而出现了智力资源从城市到农村反向流动的新景象。但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及观念等各种约束,实际上高校毕业生在从业村官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制约了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和当好村官。

因此,怎样积极促进和科学扶持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成为近年来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许多学者为此作了探索性研究(万银锋,2007;吕书良,2008;程毅,2009;宋言奇,2009;郑明怀,2010;刘文慧等,2010;杨振海,2010),成果卓有成效,尽管如此,但现有研究成果仍然无法回答以下问题:影响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政府如何促进?高校毕业生对扶持政策满意度及需求优先次序怎样,政府如何优化?影响在岗大学生村官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农民对大学生村官有何期待?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准确回答是政府科学制定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政策、构建大学生村官扶持体系的基础前提。

要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则我国大学生村官缺口达41万之众,若按照有些省市一村两名标准计算,则我国大学生村官缺口将突破100万人。在需求缺口较大情况下,不少在岗大学生村官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态不稳,据《2010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50%的大学生村官打算期满报考公务员,18%选择在农村创业,13%考虑续聘做村官,还有12%“没考虑清楚”。可见,由于种种原因,能长期扎根农村的大学生村官还不足总数的1/3。特别象江西这样为数众多的欠发达地区,如何引导和扶持优秀高校毕业生在农村扎下根来从业村官和当好村官,对于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加速落后地区城乡一体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为此,本书以江西为案例区,分析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考察各因素的作用大小、方式及其内在机理,并在测量在读本科生(潜在“顾客”)对现行大学生村官招考政策满意度的基础上,对各项政策的存续价值作出科学判断,然后通过对江西在岗大学生村官幸福感的测量,以及农民对大学生村官的需求和期待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优化设计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的扶持机制及相应对策措施。预期研究成果为政府科学制定高校毕业生从业村官扶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必要性〖1〗

(一)背景之一: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对伴生问题

当前,新农村建设及城乡一体化如火如荼,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同时也带来诸多伴生问题,这些伴生问题或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需要进行学理思辨。笔者认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如下九对伴生问题值得关注,分别是: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小农耕作与规模经营;土地长期承包与短期流转;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生态环境退化;青壮年进城打工与老妇幼农村留守;新市民的城市向往与现实羁绊;农民工进城务工与返乡创业;农村人才流失与大学生村官进村入驻;农村传统主业走低与新型主业兴起。其中,农村人才流失与大学生村官进村入驻这对伴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最为重要,因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新农村建设最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合作,大学生村官是农村振兴繁荣的希望所在。下面,重点谈谈“农村人才流失与大学生村官进村入驻”这对伴生问题。

“农村少魅力、农业少活力、农民少创力”是我国“三农”现状。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量青壮年农民以及农村精英进城务工,使得原本高端人才智能储备就很少的农村人才更加匮乏,也使新农村建设人才瓶颈问题更加突出。为弥补农村发展人才之不足,2008年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大学生村官进村入驻,为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和阳光般的希望。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多年来,农村是人才的净输出地,城市是农村人才的净吸纳地。农村外流的人才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农家子弟,这类高材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会留城工作。据笔者估算,建国以来,农村通过教育通道流失的人才大约有6000多万。这类人才,农村完全承担了其培养成本,而他们的社会贡献却被城市完全占有。第二类是农村中的能人和有一技之长的农村精英。这些人随着打工人潮,涌进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一些村干部也加入其中,如媒体2011年报道,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村主任夏某长期在外省包工程,将公章交由其父母保管,这在社会曾引起强烈反响。第二类人脑子活、有文化、本事大,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农村能人和精英的流失,使新农村建设人才智力资源几乎陷于绝境,也使“农村更少魅力、农业更少活力、农民更少创力”。

近年来,大学生村官计划方兴未艾。官方透露的数据表明,到2015年,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将从目前的20.9万名达到40万人,覆盖三分之二的行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大学生村官的进村入驻,出现了智力资源从城市到农村反向流动的新景象,打破了多年来农村人才资源“只出不进”的旧局面。但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及观念等各种约束,实际上高校毕业生在从业村官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从而制约了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的发挥。许多专家学者的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如万银锋(2007)发现非“土生土长”大学生村官存在水土不服、人心思走问题。吕书良(2008)认为大学生村官待遇标准偏低、身份处境尴尬、工作推动艰难、专业技能偏离以及前途发展困惑等问题。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村官制度及其实施机制仍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创新(杨振海,2010;刘文慧等,2010)。

在农村人才外流远远超过内流的背景下,大学生村官进村入驻给农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无限希望。

(二)背景之二:新农村建设亟需化解两大“末梢”难题

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两大“末梢”难题,一是有形的农村“毛细血管”运行不畅通,二是无形的“末梢神经”农村延展不够深。这两大难题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比较突出,需要重视,亟待化解。

1.末梢难题之一——农村“毛细血管”运行不畅通

农村“毛细血管”运行不畅通,是指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乡村公路、管网线、强弱电等公共设施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仍存在运行不够通畅的问题。

造成农村“毛细血管”运行不畅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几十年来,在城乡二元体制约束下,国家资源配置状况整体上是:城市“只进不出”,农村“只出不进”(焦建国,2005),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城乡间资源配置也极度不均衡——城市吃得过饱,农村喂得太少。农村好比处于资源配置“血管”的末端,长期远离“心脏”,“毛细血管”先天发育不全,后天运行不通畅,且供血不足,导致农村这个末端肌体出现“营养不良”甚至“带病”运行现象。现实原因主要是: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建设经验缺乏,整体规划不足,资金投入不力,村民意愿较少顾及,事后管理也少人插足等。历史欠账加上现实困境,使得农村乡村公路、管网线、强弱电等公共设施“毛细血管”运行不畅通,从而对当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及农民致富产生负面影响。

2.末梢难题之二——“末梢神经”农村延展不够深

“末梢神经”农村延展不够深,是指政府公共管理服务触角在农村延伸不足,诸如工商管理、质检药监、治安联防、教育教学等相关职能部门在农村的管理不到位。长期以来,农村处于政府行政管理“神经”的末端,长期远离“大脑”中枢,“末梢神经”在农村先天发育不足,后天监管感应不力,致使农村这个末端肌体出现“麻木”甚至“瘫痪”运行现象。管理服务“末梢神经”在农村延展不够深,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质量和进程,也影响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早日达成。

(三)背景之三:城乡一体化任重道远

作为政府意志和国家决心,“城乡一体化”由十七大报告首提,并在其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上得以强调、明晰和具体化。正如原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所言:“今后三农问题的解决,要靠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分别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其实,回良玉副总理的讲话也间接回答了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问题。笔者以为,今后“城乡一体化”同样也要靠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分别是“工业化(城市化)”及“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是宏观战略目标,“工业化(城市化)”及“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发展策略,即在城市主抓“工业化(城市化)”,在农村主抓“新农村建设”,通过“两条腿”走路、双轮驱动,城乡互通有无,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战略目标。

但目前城乡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从居民收入来看,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03∶1。在欠发达地区,2013年青海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2130.9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196.3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57∶1;2013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7.0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434.0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80∶1;可见,欠发达地区青海省和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从小康实现度来看,201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为80.1%,其中,东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了88.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7.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了77.7%,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2.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71.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中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80%(http://news.sina.com.cn/c/2011-12-21/141523670031.shtml)。而欠发达省市一般多位于中西部地区,所以,从当前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来看,欠发达地区要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压力最大。

可见,欠发达地区(诸如青海、贵州、江西)要与发达地区同步实现“建党100周年时的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与发达地区同步实现“建国100周年时的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省市,顺利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其任务最重,统筹压力最大,需要的投入也最多。

(四)背景之四:问计民生的力量

问计民生、体恤民情是党的优良传统,可以说,一部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有效解决民生问题道路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到江泽民同志的“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情怀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历来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呢?笔者以为,这是源于问计民生所催生的正能量,而这些正能量,正是党执政兴国的力量源泉。

1.问计民生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它包含三个要素,即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人的劳动是决定性要素,这与人力资源是人类的第一资源的舒尔茨理论异曲同工。舒尔茨理论认为,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可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劳动过程中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和政府问计民生、体恤民情,就是关心百姓疾苦,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实际困难,让人民群众能以更好的身心状态投入生产和生活。党和政府问计民生的过程,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和触动的过程,在这个间接管理和触动过程中,亿万人民群众的道德力量和主观能动性将在其劳动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社会财富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被创造出来。因此,问计民生可以促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问计民生可以增强经济内生力

十八大报告指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之一是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上升为国家战略抉择,是因为长期过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缺少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如“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货物贸易年年顺差就是明证。倚重外需使我国经济发展在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长期的外贸顺差也将“人民币升值问题”屡屡推向浪尖风口。可见,使经济发展由依靠“外需”拉动转变为依靠“内需”拉动尤为必要。近年来,党和政府重视稳增长和保民生,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建立各种农业补贴制度、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健全城乡低保制度、实施公共服务投资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制度等。多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解决了广大人民的后顾之忧,有力地带动了居民消费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增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内需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可见,党和政府问计民生,既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举,也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之措。

3.问计民生可以提升党的执政力

革命战争年代,党坚持群众路线,通过深入群众、体恤民情、问计民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大关的社会矛盾凸显期,深入群众、体恤民情、问计民生仍然是党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化解矛盾、巩固政权的重要法宝。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能否妥善解决民生难题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民生难题解决不好,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解决好了,就能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民福祉,凝聚前进力量,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可见,问计民生既是党带领全国人民信步走在国家复兴道路的进程中“接地气、聚民意、建和谐、促发展”之举措,又是党员践行群众路线、克服“四风”问题之要领,同时,也是检验和提升党和政府领导执政水平之根基。

4.问计民生可以扩大国家感召力

国家感召力由对内感召力和对外感召力构成,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对内感召力是党的凝聚力、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力的集中体现,说到底是党和政府服务人民的能力。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向世人描绘了一个催人奋进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要实现“中国梦”,需要党感召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在“中国梦”实现的时候,“个人梦”都能成真。感召力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因为“中国梦”与“个人梦”是相通的。党和政府问计“民生”,就能收获“名声”,说到底就能赢得“民心”,而民心相背正是国家对内感召力强弱的重要指示器。对外感召力是一国因自身的行为和话语而使他国出于崇拜、信仰或信念而在思想和行动上追随该国的力量。现阶段,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要使他国追随中国并协同完成这个崇高的历史使命,除了国家具备政治上的影响力、经济上的竞争力及形象上的亲和力外,还需中国具有道义上的强大感召力。只有将自己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中国政府才能在国际社会催生令人信服的道义感召力。因此可以说,问计民生不仅是国家对内感召力的产生之道,也是国家对外感召力的生成之源。

可见,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恤民情、问计民生,就能催生出延绵不绝的正能量——促进社会生产力、增强经济内生力、提升党的执政力、扩大国家感召力,而这些正能量正是“中国梦”实现的动力源泉。

(五)研究必要性:大学生村官承载着农村未来

综上可见,大学生村官进村入驻与农村人才流失这对伴生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也需要我们去关注,因为在当下农村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严重缺乏的背景下,大学生村官的进村入驻,对于充实农村人才队伍,对于改善新农村建设中的两大“末梢”难题,对于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早日达成,对于改善农村民生等,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在改善农民民生方面,大学生村官角色难以替代。因为多年来的“GDP政治”早已深入人心,虽然基层干部没有多少硬性的GDP考核指标,但长期以来这种“唯GDP论英雄”思想,以及相应的官员考核体系,早已使农村基层干部在有意无意间“目无民生”或“漠视民生”,更“不懂民生之重”。所以,由“GDP政治”转变到“民生政治”,不亚于一场革命,这既需要上级进行制度调整(中央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制),也需要地方拥有高素质的执行者。在笔者看来,大学生村官就是农村问计民生最好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因为他们文化素质高,思想理念先进,他们的到来会引发农村“鲶鱼效应”鲶鱼效应——西班牙人爱吃沙丁鱼,但沙丁鱼非常娇贵,极不适应离开大海后的环境。当渔民们把刚捕捞上来的沙丁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后,用不了多久沙丁鱼就会死去。而死掉的沙丁鱼味道不好,销量也差。倘若抵港时沙丁鱼还活着,鱼的卖价就比死鱼高出若干倍。为了延长沙丁鱼的存活期,渔民们想了许多方法。后来渔民想出了一个法子,将几条沙丁鱼的天敌鲶鱼放在运输容器里。因为鲶鱼是食肉鱼,放进鱼槽后,鲶鱼便会四处游动寻找小鱼吃。为了躲避天敌的吞食,沙丁鱼自然加速游动,从而保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某些企业或组织中,由于一些官僚长期无所作为或者无力承担新任务新责任,鲶鱼性人才成为企业正向提升的动力。,进而带动农村基层干部“眼中有农民”,“心中有民生”,进而重民生、造民福,共创农村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大好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生村官承载着农村未来。因此,研究影响大学生从业村官因素及政府扶持机制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三、文献综述〖1〗

(一)关于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为大学生就业铺平黄金路。国内外现有关于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就业形势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影响、就业政策的影响、家庭背景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影响、就业预期的影响以及个体特征的影响等方面。

1.关于就业形势的影响。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宏观就业形势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较大。如曾湘泉(2004)、Wei DING(2005)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确实发生了就业难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大学生需求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大学毕业生增加的速度;付永昌(2005)认为大学毕业生总量与就业岗位需求总数不平衡影响大学生就业;吴航(2005)认为社会失业人数庞大、毕业生及待就业毕业生数量逐年上升、高素质人才“供小于求”结构性矛盾是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孟祥龙等(2007)研究发现,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对数量逐年增加的大学生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李晓勤(2007)认为整个社会就业不足与大学生就业难呈正相关;Fengliang Li,W.John Morgan & Xiaohao Ding(2008)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如果教育部控制扩张比率,未来前景是乐观的;Qiong LIU(2009)认为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张凤林(2010)认为高校招生规模扩张过快是导致大学毕业生总量过剩的直接原因;何飞龙(2011)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而全球性裁员已经成为金融危机扩大化的又一波浪潮,许多企业都宣布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党竹青(2012)认为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与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多峰叠加”的就业压力;姜晔(2014)认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创纪录的699万人,比上年多19万人,然而,招聘岗位数量明显减少,比上年下降15%,签约率也大幅滑落,甚至出现用人单位毁约现象,这“一涨一落”使2013年成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2.关于经济环境的影响。岳昌君(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存在比较严重的“行业收益”差异现象,这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吴航(2005)认为城镇就业结构性矛盾影响了大学生就业;郑光豹(2006)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错位、行业垄断壁垒是大学生就业的三大阻碍因素;沈国琪等(2008)认为经济增长模式、产业分布结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经济社会原因影响了大学生就业;冯华(2005)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影响大学生择业取向,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极化现象。辜胜阻,洪群联(2010)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用人需求总量减少,致使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付伟等(2011)、台春玲等(2011)认为目前我国正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开创新型工业化时代,意味着经济转型给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曹扬等(2012)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资源驱动”特征的现象学,其本质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危机;李清贤,曲绍卫,范晓婷(2014)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呈现出淘汰性、转型性、科技性、信息性、特色性和前沿性的特点。淘汰性表现在产业结构中的落后产能方面,作为我国就业人员的主体之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伴随经济结构的深度变革而波动,尤其是本科毕业生就业率逐渐回升并保持基本稳定,但不同学科类型的毕业生就业差异明显,部分学科门类的硕士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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