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一、研究的背景
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

  第1章全球生产网络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1.1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1.2中国制造业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模式和路径
     1.3加工贸易的政策本质和政策困境
     1.4新一轮对外开放条件下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路、主要途径与
政策选择

  第2章进口战略调整与内外经济均衡
     2.1进口与内外经济均衡之间的逻辑关系
     2.2中国进口贸易发展趋势与瓶颈
     2.3当前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
     2.4新时期制定进口战略对内外经济均衡的作用
     2.5新时期进口战略的主要思路、核心内容和政策选择
     2.6结论和政策建议第3章基于价值链视角的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研究
     3.1文献综述
     3.2全球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与国际经验研究
     3.3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3.4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国际背景、动力机制及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3.5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主要目标
     3.6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分析
     3.7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升级路径选择——宏观层面
     3.8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升级路径选择——微观层面
     3.9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4章利用FDI推动自主创新的路径选择
     4.1FDI推动自主创新的机理
     4.2利用FDI推动自主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产业层面的研究
     4.3FDI推动自主创新的保障体系设计
     4.4FDI推动自主创新的企业策略

  第5章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和区域布局战略研究
     5.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脉络
     5.2自然资源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产业和区域布局
     5.3市场寻求型企业的全球产业和区域布局
     5.4效率寻求型企业的全球产业和区域布局
     5.5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的全球产业和区域布局

  第6章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6.1货币国际化的理论
     6.2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6.3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收益与成本
     6.4“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进程比较分析及中国借鉴
     6.5跨境贸易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
     6.6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防范对策第7章拓展中国与新兴市场经贸关系的政策选择
     7.1中国与新兴市场经贸关系现状
     7.2拓展中国与新兴市场贸易关系的政策选择
     7.3拓展中国与新兴市场投资关系的政策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总论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为此，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需要确立新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体系。

一、研究的背景

经历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独特经济成长道路，并已经从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接受者、学习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制定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和推动者；中国已成长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年度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中心。正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而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对外开放进入全面转型期，正迎来新一轮对外开放。

第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条件发生明显变化。

从国内形势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对外开放大约每十年为一个阶段。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试验探索阶段，以重点开放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并赋予特殊优惠政策为主要特征。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20世纪末为全面开放阶段，以开放促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2001年至今，以入世为契机进入新的开放阶段，即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随着入世过渡期逐渐结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全球化红利”、“要素红利”等国内外条件都已发生阶段性变化。

2013年GDP达到92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6788美元，总体上完成了工业化起步阶段，正处于从加速发展时期向后工业化过渡、消费结构加速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通货膨胀压力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开放水平偏低。控通胀、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惠民生，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迫在眉睫。特别是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步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劳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依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出口规模的开放道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对外贸易来看，中美、中欧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明显增加，不仅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摩擦加剧，而且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升值压力攀升，出口收益率收窄。

从利用外资来看，我国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已经稳定消失，出现了储蓄存款余额稳定增长且居高不下、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双过剩”，利用外资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在“双过剩”条件下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意味着要重点鼓励富含多重竞争力载体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这将使内资企业面临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治理制度完善、拥有丰富的参加全球化经验的跨国公司的更激烈竞争。

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继续向纵深发展，各国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体系。同时，世界经济也开始步入全面转型期，主要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深刻改变着各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甚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全球金融投资体系日趋复杂，在给世界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出来，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气候变化备受关注，全球产业和技术创新进入酝酿期；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在经济复苏中都存在着诸多难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力量步入上升期，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如何抓住战略机遇，趋利避害，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对外开放区域重心转移。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重心在珠江三角洲，90年代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入世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重心向环渤海地区转移。而今，区域开放重心正快速从南向北、从沿海向内地转移。这使我国未来的对外开放必须面对三大课题：一是如何避免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占中国GDP12%左右的珠三角地区因区域开放重心转移而出现投资撤离、增速放慢、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衰落问题。二是环渤海地区作为新的区域开放重心，同时也是我国重化工产业的摇篮，这一区域内密集分布着装备制造业、军事国防工业、钢铁、能源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如何在开放中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成为必须考量的课题。三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和边境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生活区域，如何在开放重心内移中维护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成为重要的课题。

第三，对外开放产业重心面临调整。

我国在扩大和深化产业开放中，以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制造业大转移的契机，大胆承接境外制造业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带动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张；随着入世后服务业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的产业重心。而今，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体系已经确立，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作为零部件主要供应商，中国作为加工组装基地，欧美作为技术研发、设计和最终产品需求市场，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重要内容。短期内全球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的热潮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的全球分工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和全球配置方兴未艾。服务业的开放和承接全球服务业务转移，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的产业重点。而我国相对脆弱的服务业，以及相对落后的管理体制，都将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面临考验。

第四，我国正步入高成本时代。

一是在中国启动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在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持续存在的条件下，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升值的压力增大，同时，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发展和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必然伴生着人民币的升值。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资产价格重新估价，资产价格上涨。二是人民币升值，也使出口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下降。三是虽然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理论上进口产品价格可以下降。但是，由于中国进口需求规模扩大，进口依存度高，中国成为许多大宗产品（如矿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出口商会利用中国进口扩大的机会和寡头垄断地位提高价格，导致人民币升值下进口产品价格不跌反涨，而进口投资品（包括矿产品、石油、机械设备、技术、化肥、大豆等）价格上涨，会增加工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四是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在经济增长率持续走高、生产加工能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资源压力日益凸显，导致资源类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并且由于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到下游的加工制造业领域，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也出现上涨趋势。五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代，不仅资源类产品需求扩大推动其价格上涨，而且环境压力与日俱增，一些发达国家谋求征收碳排放税，祭起新贸易保护大旗。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企业的环保投入增大，成本上升。六是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工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使企业劳工成本上升。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协调社会经济关系，实施新劳动法，特别是要实现5年内工资收入翻番计划，企业的工资成本不可避免地大幅度上涨。

总之，国内外的总体经济环境出现明显变化，对外开放步入全面转型期，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历史节点。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转变对外开放方式，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开创互利共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对外经济发展新局面。为此，必须研究如何继续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正处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十二五”规划为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调；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我国已经确立了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为了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细化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具体目标，研究在贸易、投资、金融以及区域合作、多边体制等方面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和政策，就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

首先，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总体目标——即互利共赢战略思想的确立及其理论解释是开放战略的延伸、升级与创新，有利于推动开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开拓国际视野，增进我国与各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和谐世界，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如何布局，尚需全面考量，本课题的研究可谓总体开放战略的进一步细化。

其次，研究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以及与战略布局相对应的主要目标和实现路径、政策，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理论，为对外开放提供指导，对于在对外开放领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特别是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再次，研究并明确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和政策选择，回答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如何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和效益，特别是如何处理外资并购与产业安全的关系；二是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提高我国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体系中的利益获得；三是如何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服务外包承接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金融与贸易地位，使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四是如何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贸合作，特别是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关系拓展，扩大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利于推动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为促进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服务。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于立新等(2011)认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立足于全球意识的开放战略升级；站在发展中大国新起点上的科学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营造更加有利于开放的国际环境。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理性选择，也是优化外向型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必要保障。桑百川等(2011)认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核心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协调与他国经济利益关系，达到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最终目标。它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在未来必须长期坚持的对外开放方针。它不仅有利于培育我国现阶段的优势要素赢得国际竞争，更有利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推进(张幼文等，2007)。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是全面提升开放性经济的质量，形成开放性经济的新优势，继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并维护自身开放的利益和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统筹规划和发展贸易、投资、金融和区域合作等各个方面：促进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优化升级；通过实施进口战略优化进出口结构；努力提升服务外包的水平和效益；利用外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帮助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合理地进行区域选择和产业布局；不断地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要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关系。下面从上述七个方面来总结相关文献。

1．全球生产网络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近20年来，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和生产制造外包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生产网络(GPN)，其深度和广度还在不断发展，尤以东亚生产网络最为典型。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制造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推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可能路径。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制造”业也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亚地区生产分工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Feenstra,1998;Stiglitz and Yusuf,2001;Koopman,Wang and Wei,2008)。整体来看，中国通过引进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加工组装基地，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料件供应地，以美欧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跨境生产格局。而中国融入东亚制造网络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迅速发展的加工贸易活动。但中国制造业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尚未拥有实际的主导权，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很多国内学者提出发展代工生产(OEM)和加工贸易是中国制造业的成长道路之一(隆国强，2003；朱文晖，2004；刘志彪，2005；瞿宛文，2007)。然而，代工生产(加工贸易)发展模式也存在问题。当前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制造网络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上，尚不具备主导价值链的能力。核心技术、产品设计、软件支持、关键零部件配套、关键设备和模具以及品牌等多数由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加工贸易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控制生产分工，总体上还停留在被动接单、充当“生产车间”的地位。因此，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深入研究加快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就成为非常紧迫的重要课题。

2．进口战略与内外经济均衡的关系

我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提升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效益，还要贯彻实施进口战略，平衡内外经济。在进口与内外经济平衡的问题上，国内外文献已有很多研究，主要包括对于进口作用的研究以及关于进口与内外经济均衡关系的研究。

迄今国外文献重点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提出进口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Romer(1993)利用76个发展中国家1960年的截面数据，发现机器和设备的进口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Coe and Helpman(1995)在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首次实证考察了进口贸易对国际技术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Jakob(2007)通过对16个OECD国家1870-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指出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给OECD国家带来93%的TFP增长。国内学者从21世纪初开始逐渐关注进口，相关文献集中论述了中国的进口问题，如艾华(2005)、许静(2005)等相继指出，我国进口规模越来越大，但当前国内仍没有完整的进口策略，如不及时有效地加以弥补完善，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停滞，反映出建立有效的进口战略的迫切性；何新貌(2006)针对中国当前进口大国的地位与缺乏完整进口战略的不对称事实，分析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从实证方面论证了进口对经济的重大作用，同时从商品结构与市场结构角度说明了当前进口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当前我国进口战略的选择原则与重点；刘琦(2007)从进口的关税、结构、价格管理及进口环境等方面勾勒了今后我国进口战略的框架；张旭宏(2008)认为，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给中国内外经济造成了极大压力与负面影响，扩大进口的政策势在必行，同时分析了当前进口战略的不足之处；宋泓(2008)指出，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需要“安全发展”进口战略，并强调了实施该战略的原则与重点，以及如何构建符合WTO规则的进口管理体制，为中国的进口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李辉(2009)强调了进口对中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分析了当前中国进口的状况与特点，提出要改变观念，正视进口的作用。

关于进口对于内外经济平衡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内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逐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发达国家财政负担较重且经常项目大量逆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贸易大量盈余，基于这样的现实，国外很多学者针对外部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即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展开了研究。如Salvatore(2006)通过对美国的研究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导致了贸易的赤字；Cooper(2006)对比了经常账户盈余国与典型赤字国——美国，认为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储蓄习惯及美国自身世界货币的优势、金融产品的吸引力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两类国家的储蓄率难以有十分明显的改变，亚洲生产、美国消费的贸易模式仍会持续，因此经常账户的盈余与赤字在两类国家也不会明显改善；Gruber and Kamin(2007)列举分析了导致外部不均衡的原因，并运用实证方法与数据指出，造成美国赤字的部分原因是其贸易伙伴的国内储蓄上升，持类似观点的还有Hubbard(2006)，他认为其他高储蓄经济体导致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第二，内外经济失衡的对策。Hubbard(2006)指出美国和高储蓄的新兴经济体都要做出渐进式的调整，改善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但高储蓄的新兴经济体提高利率与美国货币贬值都不是有效的策略，美国的经济调整应集中于逐渐提高国内储蓄，高储蓄的国家则要对国内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并要防止国内投资和消费的走高；Mckinanon(2007)同样认为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方法是增加美国净储蓄，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要相应地降低储蓄，但汇率保持不变；Ogawa and Kudo(2007)实证研究了美元贬值对美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得出结论认为美元的急剧贬值对于缓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有效。

国内学者集中论述了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原因及其治理。王子先(2007)指出，中国已进入内外经济矛盾最严重和最复杂的时期；林毅夫(2007)从改革与发展、地方干部的激励机制和法制三个角度，详细解释了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原因；王远鸿(2008）指出，国际经济失衡是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而国内经济失衡的加剧是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张彩丽(2009)阐述了我国最近15年的内外经济失衡现象，认为传统的鼓励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内需的不足及外部的“双顺差”，内部失衡是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对于内外失衡的治理，王子先(2007)认为要在全面权衡基础上理性选择宏观调控优先目标与重点任务，防止顾此失彼；段平方(2007）强调进口与积极有序的扩大境外投资合作；林毅夫(2007)则指出，要在金融结构、资源税费及行业垄断上加强改革以解决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最终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王远鸿(2008)明确提出应继续将内部平衡目标放在宏观调控的优先位置，同时避免外部不平衡的过度积累，并建议通过增加进口减少经常项目的顺差。

目前的文献大多将进口与内外经济均衡分开考虑，所以如何根据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把进口战略与促进内外经济均衡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进而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