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章  哲学篇：杨绛的人生哲学和立场

第一节  个体主义

第二节  反讽主义

第三节  中庸主义

第四节  隐蔽的女性主义

第二章  心理篇:记忆、情感和趣味

第一节  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第二节  理智与感情

第三节  趣味主义和趣味

第三章  艺术篇:杨绛创作的特征

第一节  平常的人和事

第二节  传奇性

第三节  反讽手法

第四节  对话性

第五节  节  制

第四章  历史篇:杨绛与时代及其文学

第一节  杨绛与40年代文学

第二节  杨绛与新时期以后文学

第五章  关系篇：交往与资源

第一节  杨绛与京派

第二节  杨绛与钱锺书

第三节  杨绛与外国作家

第六章  风格篇：“微妙”

第一节  “微妙”风格

第二节  “微妙”风格的成因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言

自1933年发表《收脚印》以后，杨绛（“杨绛”为笔名，本名“杨季康”）开始从事文学写作,中间几经中断，不觉已经八十多年了。至今还以百岁之身坚持创作，偶或跃身文学潮头。她可能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创作历程最长的人了。她的文学活动涉及文学创作、作品翻译及文艺理论研究三个领域，成果多多。与此同时，她又以著名学者钱锺书妻子的身份被人关注。她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给她带来很多敬仰，也带来一些嫉妒，她的作品和行为被很多人尊敬,也被一些人厌恶，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至少说明她的文与行都能引起人们的反应。本文要做的就是要探索这位女性作家的整个文学历程，结合她的生活和时代，做“知人论世”的多向度思考，试着揭示杨绛的创作个性及其总体风格。本文以文学创作为中心，对同样重要的译著和文学理论观点只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提及。

总体上看，八十多年里，杨绛创作各阶段使用的文体多有变化，思想内容也实现了跃进，未曾经意但自成一种个性的书写。她的文学历程大体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从发表处女作散文《收脚印》开始，陆续发表了小说《璐璐，不用愁！》和散文《阴》。此时期还是雏凤初鸣，虽然稚嫩，但是也很有分析价值，因为未经世事，又是创作起点，更能反映其初心，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与她的天性更为接近的特征，有助于探明人生经历对她的创作有什么意义，以及她的风格与交往圈子之间的联系有哪些等等。第二时期为20世纪40年代。杨绛在上海沦陷区艰难度日，因偶然的机缘在朋友的鼓动下投身戏剧界。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闹剧《游戏人间》的上演使她受到关注，并得到好评。不久悲剧《风絮》也得以出版。一系列戏剧创作成果使她蜚声上海剧坛。后世也充分肯定她在这段时间的戏剧创作，具有文学史地位。这段时间，杨绛适应时代和环境的要求，大胆挑战自我，竟然尝试戏剧体裁，并且能一炮走红，其创作天分和聪明才智实在令人钦佩。第三时期为20世纪50到70年代末。由于政治风云多变，杨绛放弃写作，从事比较安全的翻译和文论写作。她的翻译活动开始于1934年前后，也是偶然接受了叶公超的翻译任务，小试牛刀，即奠定良好的基础。后于1948年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从事英国小说教学，所以从英译本翻译了西班牙的《小癞子》，1954年译法国的《吉尔·布拉斯》，1957年前后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委托重译西班牙的《堂吉诃德》。此一时期论文有《论菲尔丁》（即《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重读〈堂吉诃德〉》等，后来结集为《春泥集》（包括6篇，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虽然，没有创作但是也保持着与文学的联系，从国外文学名著和本国经典（《红楼梦》和李渔戏剧）中获取资源。第四时期为新时期以后，属于自由创作时期，写作了一系列小说和散文，这一阶段是杨绛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干校六记》《将茶饮》等散文，引起关注。短篇小说集《倒影集》和长篇小说《洗澡》也成为焦点。第五时期为钱锺书和女儿钱瑗去世以后至今。境界进一步提升，虽然年老体衰，但是坚守生命，秉烛夜游，精神中增加了一种孤独的抗争意识，写作逐渐带有独语性质。2003年杨绛完成《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2007年出版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商务印书馆版），2010年完成中篇小说《洗澡之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杨绛的论文日见增多，近两年达到每年二百篇以上，话题涉及她的整体特色、局部特点，涵盖较广。本文不打算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从多个侧面来还原杨绛的完整面目。我的总问题是杨绛的整体创作世界的全貌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其精神的哲学层面出发，总结杨绛的哲学立场；从其心理层面出发，总结其心理感情方面的特征；从文本层面出发，审视其艺术的较普遍的特征；从时代层面出发，探讨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从群体和文化资源层面出发，思索杨绛与其他作者和流派之间的关系；从风格层面，总结其本人的生活和才智与整个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

其中涉及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杨绛初期试作竟然入选《大公报丛刊小说选》，得林徽因青眼原因何在？沦陷时期迫于生计从事戏剧创作竟然大获成功原因何在？新时期以来散文和小说每有所作即引起关注，以至于有研究者在分析杨绛作品研究状况时批评说：赞扬之词太多。这种情况不符合学术客观性的要求，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杨绛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当然，这种认同还带有自发批评的色彩，尚不属于职业批评。无论如何，在大众层面上讲，杨绛得到普遍赞誉。其魅力来自哪里？是因为她善于适应环境，哗众取宠，还是个人魅力受人追捧？是因为因缘际会，还是才华超众？

再有，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道出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很多人都当作理据用来分析她的作品。这样做也有其合理性，毕竟那是杨绛本人解释自己行为处事原则的话，反映了她的有意识选择。但是，也要注意到这种原则不能涵盖和解释她的一切行为。了解杨绛生活细节的人都知道她也会奋起抗争，在日本占领者面前勃然作色，为了钱锺书手稿问题与人对簿公堂，等等。这些行为又如何用“隐身衣哲学”来涵盖？鲁迅曾说过，陶渊明并不是只有“静穆”和“伟大”，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他的意思就是要评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要照顾到整体。人是丰富具体的，身上会有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不能充分理解这些矛盾，往往会错误地理解对象，失去全人。就杨绛来说，身上的矛盾如何协调？她究竟是真清高，还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对杨绛做全面的研究。

尽管如此，本文不打算面面俱到，而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突破。为此，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对已有的研究基础做一次简单的鸟瞰。下面对几个方面的研究分述如下：

一、精神内涵

关于杨绛的总体精神倾向问题，从杨绛的哲学层面直接进入其艺术手法的，大概要数所谓“智性”的研究了。有人在各种文体中总结出她的智性特征，以使她与其他女性作家区别开来范宇娟：《隐身衣：一种南方的智慧——杨绛小说的智性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徐岱：《大智慧与小文本：论杨绛的小说艺术》，《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贺仲明：《智者的写作——杨绛文化心态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胡河清指出杨绛具有“青光含藏”“大智若愚”的格调。胡河清：《杨绛论》，《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人们联系杨绛本人的夫子自道，抓住“隐身衣”的隐喻，把它看作“智性”的一个表现，比如林筱芳认为杨绛与钱锺书一样，创作具有边缘立场，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并以此观照杨绛的人生和文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余杰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批评杨绛的“智”，认为如果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采取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将使民族更加多灾多难余杰：《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当代文坛》1995年第5期。，为杨绛辩护的人则认为杨绛始终如一地据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写作立场。李江峰：《余杰的疏误》，《书屋》2000年第9期。

杨绛的写作智性的特点是明显的，除了表现为冷静旁观的姿态，还表现为边缘的人生态度，其实争论的双方并不矛盾，所谓“知识分子本位”的立场绝不是“中心”的立场，这点与传统士大夫的理想立场是不同的，更接近他们被权力抛出正轨时的立场——独善其身。批评杨绛的人其实是身在边缘，心向天下，与士大夫的心理类似。本文关心的不是杨绛有智性特点和边缘立场，而是这种立场反映了她个人的什么价值观念。

有人把杨绛创作的特点概括为“喜剧性”。这个概念当然来自对其早年喜剧创作的研究，后来在书写“文革”严峻时代的小说和散文中所流露出的调侃轻松，也可以看作印证和发展。如果放到精神层面就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态度，被认为是喜剧精神黄科安：《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文艺争鸣》1999年第2期。的表现。还有人认为杨绛的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吉素芬：《残缺意识与喜剧性超越》，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认为其效果是在精神境界上超越现实的“残缺”余萌：《论杨绛创作的喜剧精神》，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关于喜剧感的来源，人们大多把杨绛的喜剧精神直接归因于她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和取向，或者把这种幽默联系于智慧，强调主体的智慧对幽默产生的重要作用。然而，“喜剧世界”与智慧之间的联系还有待揭示，“喜剧”是否可以涵盖杨绛整个精神特征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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