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人民物产海洋

绪论　福建文明史的特点与发展道路

第一章　从闽越人到福建人

　第一节　关于福建人来源的研究

　第二节　“七闽”与闽中的早期历史

　第三节　六朝汉越民族的交融

　第四节　唐五代新福建人的形成

　第五节　唐五代福建人的文化性格

　第六节　畲族与闽人

　第七节　福建人口密度与对外移民

第二章　福建民系与区域文化

　第一节　闽北民系和闽北的山林文化

　第二节　闽南民系和闽南的海洋文化

　第三节　客家人和闽西的移民文化

　第四节　莆仙民系和儒商文化

　第五节　综合型的闽都文化

　第六节　闽人的主要文化特征

第三章　福建的物产文化

　第一节　福建的陆地环境

　第二节　水稻文化与农业的起源

　第三节　福建的经济作物和果品

　第四节　福建的矿山及山林特产

　第五节　福建的北苑茶和武夷茶

　第六节　福建的工夫茶文化

　第七节　福建的科技著作

第四章　福建的海洋文化

　第一节　福建的海洋环境

　第二节　从独木舟到十帆大船

　第三节　从扬帆出海到海商网络

　第四节　元代闽商的海上发展

　第五节　明代福建的海洋事业

　第六节　清代福建的海洋贸易地位

　第七节　泉州模式和福建的海洋经济

第五章　福建的民俗文化

　第一节　宋代闽人家庭中的女性

　第二节　宋代福建的宗法制度

　第三节　明清福建宗族和械斗

　第四节　福建乡村的慈善事业

　第五节　古代福建的婚丧习俗

　第六节　古代福建的岁时节　日

　……

绪论   福建文明史的特点与发展道路

福建文明史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系统，它的涉及面广泛，又有自己的发展线索。在绪论中，我想提纲挈领，尽可能简洁地介绍福建文明发展史要点，以助大家较快进入本书的知识系统。

一、福建文明史研究的历史回溯

我在福建社会科学界经常充当先锋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州学界与福建教育社策划福建思想文化史系列著作，大家鼓励我先写一本《福建民间信仰源流》，这本书完成后，很累，真想歇歇，但是，大家又鼓励我编纂一部《福建思想文化史纲》！如果说我对民间信仰还一向有兴趣的话，思想文化史涉及面广泛，一提到这一题目，让人望而生畏。不过，在大伙的鼓励下，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下这一任务。感谢黄保万、陈遵沂、曹敏华三位先生的帮助，经过几年的努力，竟完成了这部本来以为最难的一部书，于1996年出版。其后，福建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福建教育、宗教、文学、闽台文化交融、对外文化交流等专著，将福建文化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的主编，我承担了较多的“杂活”：概述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线索，这需要文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出版、宗教、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知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它还涉及了先秦史、两汉六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明清史、晚清史、民国史，在分工日益细致、专业化日益加强的时代，要打通这些阶段专门史，本是十分困难的。好在我是爱读杂书的人，什么知识都知道一些，虽然不深，但只要肯搜罗，写概述还是够用的。现在回头看，该书完成了福建文化史基本构架，完成福建主要文化名人与主要文化贡献的统合，从而展现了福建文化史的全貌。为该书写绪论之时，我提出了文化是在交流碰撞中发展的观点，写下了《文化的激荡与文化的升华》一文，许多人都说，这是我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我认为，写福建文化史，是为了寻找福建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乃至世界性地位，我的回答是：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在东南的主要基地之一，在海洋文化、山林文化、闽学文化等多方面为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要说的是：我们的这部书写得较早，是在做开拓性的基础工作，并非在各位先生专门史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准。后来看到各部专门史在各自领域中的成就，让我们欣慰的是：该书的基本面是成立的，并且有我们综合的高度与心得，可与各位先生著作并列而无愧。

我在《福建思想文化史纲》之后，主要着力于福建海洋文化、闽南文化、闽北文化等区域文化的研究，著有：《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闽南史研究》《闽北文化述论》等书。2006年出版了《福建通史》，2012年出版了两部文化史论集：《闽台文化新论》《唐宋东南区域文化论》。同时，我也看到了许多同仁的成果，厦门大学易石嘉撰著的《闽越文化》出版于2011年，该书也是福建文化史的综述。又如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于六五计划期间组织了福建区域文化论丛，其中除了我写的《闽北文化述论》之外，尚有《畲族文化述论》《客家文化述论》《闽南文化述论》《闽都文化述论》《莆仙文化述论》《福建文化新论》等，这是一套对福建区域文化全面论述辨析的丛书。此外，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区域文化研讨会，例如闽南文化研讨会已经开了六届了，基本每次研讨会都会有一部论文集问世。各种研究成果的出现，展现了不同的文化研究风采。

多年文化史的研究，促使我考虑一个问题：怎样处理文化史的一般内容与重点内容？2010年之后，福州史学界的同仁在福建文史馆的集约下开始编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在编纂会议上，我提出编该书首先要有一个概述，还要有重点地介绍福建文化的主要贡献。以后此书分为两部，上编是由我撰写的福建文化史概述，下编是其他专家分写的福建文化主要贡献。该书2013年出版，它的结构颇受好评。

对我来说，《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的一个遗憾是没有写海洋文化！或者说，我们还不懂怎样处置海洋文化，它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出版、宗教、民间信仰是怎样的关系？似乎都可涉及，似乎都不相同。其实，它是从一个独特角度观察的文化史内容，着重点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去看文化史，可以有海洋文化、山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黄土地文化等多种内容，而这些文化与传统思想文化似乎都有联系，且都有些不同，可见，传统的文化史角度无法容纳海洋文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一书另一个遗憾是：分出专章写该地最突出的文化贡献是一个突破，但是，就专章的关系来看，我们为什么将茶文化与闽学文化并列，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既然将茶文化也写进来，似乎突破了传统思想文化史的内容，那么，它在福建文化史的位置该怎么处理？闽文化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各地学者提出的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茶文化等特殊文化，它们有内在的统一性吗？其间关系怎样？这些内容似乎不是传统的福建文化概念所能概括的。

通常将文化史理解为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历史，因此，学界对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文学、史学、宗教、信仰、科学、教育、传媒、艺术等领域。这都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然而，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推进，我们不得不研究区域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茶文化、建兰文化等内容。新概念涉及大文化的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史内容，因此，需要一部新的大文化史，将人们对三大文化层次的研究纳入。这就要将文化史扩及文明史，写一部《福建文明史》。这种体裁以往是没有的。

福建文明史的界限。众所周知，在当今传媒领域，“文化”是一个使用十分广泛、有时让人摸不着边的概念。从本质而言，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行为，包括人类行为发生的心理，行为的本身和行为造就的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成果。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上层建筑的行为和成就。从广义文化概念出发，我们提出了昙石山文化、科丘头文化等概念，这都是指史前人类的行为文化和成果，其实它不属于文明史的范畴。人类历史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史前文化大都属于野蛮时代，而人类的文明史，是超越野蛮阶段的历史，它展现人类在各领域的智慧、仁爱、信仰，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明是人性美的展现，它不包括一切野蛮因素。

人类文明的出现有三个标准：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语言和城市是较容易理解的概念。关于“复杂的礼仪”这一点，西方人其实表述为：“大型复杂的礼仪建筑”，例如金字塔。“大型复杂的礼仪建筑”的出现，意味着建造者之间已经有复杂的礼仪系统，而礼仪系统的出现，表明人类相互关系的界定，人类不需要每一次都以蛮力角斗来解决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可以形成较大的人类共同体，例如国家。这是人们接受“大型复杂的礼仪建筑”成为文明标志的原因。我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应当重视的是“复杂的礼仪”，而不是大型建筑。例如中国的青铜礼器虽然不大，但在其后面有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这套系统解决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商周诸王的统治可以扩及千里之外，所以，青铜礼器的出现，是文明的反映。

以文明的三个标准衡量福建的历史，福建文明史的起点在哪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福建文明史的起点是秦汉以后。从考古成果来看，此前福建境内没有城市，没有语言出现的痕迹，也没有巨型古墓之类大型建筑，就算有一些青铜器的发现，也受到质疑，它是不是从外地传来的？不能代表本地文明成就吧！所以，老一代历史学家认为：就当时的材料来看，福建文明史应始于秦汉时代，从闽越国展开。这是一个科学而又严谨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考古学的成就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闽中商周时代青铜器作了技术鉴定，发现福建境内出土的青铜器铜锡比例与外地不同，这证明商周时代福建青铜器多数是本地产品！它说明商周时代的福建已经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因为青铜是稀少而又昂贵的金属，它历来属于少数人所有，所以，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出现，说明福建已经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国家和较大的族群共同体。

其次，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在闽西北高地，散布着许多古城遗址，过去人们都以为这是闽越国以后的古城，所以，述及福建文明史，多从秦汉时代开始。在浦城九牧等地发现许多商周文物之后，我重新思考闽北那些还没有深入考古的古城遗址，我想，这些古城未必都建于秦汉，有一些可能是战国的，甚至可能是商周时代的。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是初步的，现在只能证明闽西北有一些商周时代大型村落，那些古城还没有全部发掘。

至于文字，它是书面的语言。古代越人有没有自己的文字一直是个谜。其实，在福建各地都发现过神秘的岩画和岩刻符号，它可能是古闽人的文字。当然，西周时代的闽人也可能使用中原通用文字——大篆，而战国时代的闽人上层，有可能使用越人的鸟篆。

尽管商周时代的城市未能落实，文字也欠缺实物，但就青铜礼器发展的高度，早期城市与文字的发现，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就目前的考古成就来看，有可能将福建的文明史上溯到西周初年，大约三千年以前。

有人说福建文明史始于昙石山文化，福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这显然是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弄混了。昙石山文化的早期处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但没有青铜器发现，所以，目前只能将早期昙石山文化定为史前文化，它还不属于文明史。本书的研究重点是福建这一区域进入文明史阶段之后在各个领域的文化行为、特点和贡献。

二、福建文明史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研究福建文明史，首先要弄清福建人的起源、形成特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展开福建文明史各方面的研究。所以，本书的研究将始于福建人的历史。本书第一章将从福建人的形成开始，探讨福建历史上闽越人、畲人与汉人融合为新福建人的过程。

本书第二章是写福建各地民系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特点。由此探索福建文化自身的特点与地位。福建西部多山，东面靠海，地貌差异很大。由于多山，交通不便，许多地方与外界来往不便。以方言而论，一种北方方言可以贯通北方及西南多数省份，一个四川人到北京讲四川方言，至少北京人能听懂三四成。但在福建，因地形割裂造成各府州之间的方言差距，会使双方完全听不懂。例如福州话与闽南话之间、闽南话与闽北话之间，双方只有大约一成的听懂率。方言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方言的不同，使福建各区域文化都产生了各自的特点，因此，有必要研究福建各区域文化的特点。这种地域文化研究，在北方省份也许是不需要的，但在福建是必需的。当然，福建文化不仅有各地域文化的特点，还有他们的共性。对福建文化共性的研究，既是对各地域文化研究的综合，又是对福建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地位的探讨。

本书第三章首先研究福建物质文化形成的背景——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形成、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福建的群山、河流、海洋决定了闽人的活动空间。就福建区域而言，地理环境首先影响了福建的物产，决定了福建人衣食住行的主要内容。福建物产文化的特点，是福建文化特色的起点。福建文明的根基是水稻文化。稻米是福建人的首要食物，该年水稻收成的丰歉，决定了闽人当年的生活水准。为了种植水稻，古代闽人筑陂引水，引进良种。丰年时，闽人用稻米制成各种食物：白粿、糍粑、汤圆、粉干、米酒。福建人的节日，多是以食用哪种稻米食品为标志，元宵食用包肉的汤圆，清明食用加仙草汁的糯米粿，过年食用白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米文化，影响了福建文化的许多特点。不过，福建平地少而山地多，山区出产的茶叶、香菇、笋干、纸张、木材等商品，一直是福建经济的主干。闽人的茶叶文化影响深远。福建人还引进了番薯、花生等海外作物，在适应环境方面颇有创造。

本书第四章研究福建历史上的海洋文化。福建面临海洋的地理环境，是福建海洋文化成长的空间。福建面临台湾海峡，此地既有台湾岛挡住了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又有海峡两端的东海和南海，将海上航线延展到东北亚和东南亚。福建面向海洋、多港湾的优势，是闽人海洋文化的立足点，以此为据，闽人编织了遍及东南亚、东北亚的贸易网络，并在这网络空间中展现自己的历史。海洋文化是福建文化最大的特点，福建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体现于展现中华海洋文化的魅力。

本书第五章研究福建的民俗文化，并从民俗文化中观察福建传统社会的特点。民俗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它有人类的生存形式，例如家庭、宗族，也有人类的生活方式，例如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的习惯，还有民间禁忌和习俗。以往闽人的宗族制度受到较多的关注，研究论文也多，但对其他内容的研究成果则不是很多，而且缺少系统性。本章力图较为全面地叙述福建民间风俗的多个方面，这些研究无疑表明：福建人的主体虽然来源于中原，但他们的民俗文化受闽越人的影响很深。当然，南方的地理条件也是南方习俗长期保留的原因。

本书第六章研究佛教与外来宗教对福建社会的影响。在对福建文化及文明史的研究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佛教对福建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尤其对思想文化的各领域影响之深简直可以说，脱离了佛教就无法写福建的思想文化史。正因这一原因，我将佛教提到第六章来写，因为，不说清佛教在历史上的传播，就无法解释福建传统社会各方面的许多特点。除了佛教之外，因福建与海外诸国交往较多，诸如摩尼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也都进入福建沿海的泉州、福州等城市，并产生一定影响。看到福建历史上受外来宗教影响之巨，我们会质疑那种将中国传统社会看成封闭社会的观点。

本书第七章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的巫道文化及其在福建的传播。因巫道文化是在本土起源的，通常情况下，会将这一章安排于佛教文化之前。但福建的巫道文化受到佛教文化的强烈冲击，唐宋时期的许多女巫男觋拜僧人头陀为师，接受佛教密宗的法术，他们的巫法并非完全是中国传统。而正统道教在福建一直不是很盛，许多道教神明都受到佛教的洗礼。只有了解佛教的发展，才能理解唐宋以来巫道二教的变化。鉴于这一事实，只好将巫道文化安排在佛教文化之后。不过，巫道文化反映了福建下层社会的思维，研究巫道文化，对了解福建古代社会下层民众的思维特点十分重要。

本书第八章研究福建传统民间信仰。民间信仰的发展与巫道文化关系很深，也受到儒佛二教的影响。本章论述福建主要民间信仰，从动物神信仰到图腾崇拜，从瘟神信仰到五帝崇拜，从女神崇拜到观音信仰，从英雄崇拜到关帝信仰，众多的信仰展示了福建民间信仰多元文化的本质。

本书第九章研究福建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妈祖信仰，她的产生与佛教瑜珈教派有关，作为海神之一，她成长为最高海神是因为她母性的升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妈祖成长为中国的最高海神。从妈祖崇拜中可以看出中国海洋文化的个性。

在底层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从第九章起到第十四章，本书进入了传统的雅文化研究。从教育文化、闽学文化、出版文化到文史艺术，本书用五章论述了福建雅文化的各个方面。虽说是传统研究的延续，但在各个领域，都力图发掘新意，补充一些以往漏掉的要点。这里要说到个人著作与集体著作的不同，这两种形式的文化史我都写过，感觉上，文化史之类的集体著作，多要四平八稳，照顾各方面的观点。而个人著作，则可以突出个人独特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有所突破，不如自己写书好。这也是我执意要写一部自己的文化史的原因。

本书第十五章，是写近代历史上福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马尾船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福建最早引进了西方的工程学、社会学乃至文学，因此，近代中国文化史上，闽人占有独特的地位。不过，闽人在引进海外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文化，在吸收海外文化的同时，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发展，这是我专门写一章近代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因。

三、福建文明史的主要特点和突破

文明史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模式和文化成就的历史。它包括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三个层次，也可表述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三个方面。最早的文化史研究主要着重于精神文化的发展，但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注意到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例如，当我们研究福建的茶文化之时，就涉及了物质文化的领域，而我们提出以族群为研究对象的客家文化、闽南文化之时，就进入了社会文化的层次。因此，本书主要分三个层次来研究福建文明史，涉及物质文化的有第二章福建的物产文化，涉及社会文化的有第四章福建的民俗文化，而涉及精神文化的有第八章民间信仰和第十一章闽学文化。读者一定注意到，本书的有些章节跨越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领域，例如宗教，它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教育文化同样也是如此；而海洋文化，不仅涉及了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还涉及了精神文化，因此，本书具体章节的划分无法照顾所有的方面，而是依从它主要属性，然后展开。贯穿本书的主要问题是南方民族融合中的文化融合问题，也就是探讨福建文化的多元来源和融合过程。

近年国际学术界争议较多的“汉化”问题也属于这个领域。汉族发源于中原区域，而后走向全国，在各地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合，从而形成现代的汉族。过去，人们简单地看这一历史过程，将这一过程视为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近4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有人针对“汉化”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南方汉族族群的血缘、文化都与北方汉族不同，他们其实不是汉族。这种观点逐步浸润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用民族学的基本方法去分析这类观点。

共同的地缘、血缘、语言和经济基础，是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但世人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总是将血缘摆在第一位。从某种角度说，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民族的起源都始于共同的血缘，他们通常具有共同的祖先，经过悠久的岁月演变，形成一个民族。不过，由这一方式起源的民族，大都是小民族，而大民族的形成，多是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核心，逐步融合其他民族，发展壮大，从而形成近代以来的大民族。例如近代的法兰西民族、英格兰民族、意大利民族等，他们的血缘都不是纯粹的，而是在共同地缘、共同经济基础的条件下，由不同语言、不同血缘的民众混血而成。所以，世界上各大民族，其实都没有纯粹的血缘，这是我们在研究南方汉族族群时必须掌握的一个要点，否则，容易在繁杂的史料中迷失自己。就这些大民族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文化的认同，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面旗帜下，有了新的文化认同，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民族。近代各民族的形成便说明了这一道理。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如吕振羽等人认为：周秦以来华夏族（汉族）的形成，除以中原华夏为其主体外，还融合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类民族，从血缘而论，汉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混血的民族。徐晓望：《北方移民与闽南人的形成》，载作者《闽南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徐晓望：《论中原文化在南方汉文化中的地位》。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编：《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汉族南下中国南方，其实是新的民族融合的开始。古代南方民族以其多样性闻名，从西部的巴人、蜀人到东南的越人、闽人，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其文化差异的产生，多与不同的地理背景有关。每一个长期生活于某个地理环境中的民族，都会产生适应地理条件的独特文化。汉族南下之后，与当地土著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新的汉族。这一过程，将其简化为“汉化”，确实有不尊重少数民族之嫌。实际上，南方汉族的形成，不仅是北方汉族南下的结果，也是南方少数民族大批加入汉族的结果。南方少数民族进入汉族，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例如，古代闽越人有“信巫好鬼”的传统，而唐宋以后的福建人一向以“信巫鬼，尚淫祀”闻名，这一文化现象的延续，主要是新福建人继承了闽越文化的结果。总之，两个民族的融合，不仅是血缘的交融，也是文化的交融，新福建人身上，不仅可以看到本地少数民族的汉化，也可看到南下汉族的本地化，简单用“汉化”来形容唐宋福建人的产生，肯定不准确。其实，融合是两种文化的叠加，是一种新复合文化的产生过程。我们现在常说的客家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赣文化等等，其实是南下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地域人群文化。

那么，在这些区域文化中，是北方文化占据主流还是南方文化占据主流？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的属性往往决定了文化的性质。中国流行的汉字系统发源于中原区域，而后向四面八方传播，成为中国的主要文字系统。中国南方多数民族未曾形成自己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当北方汉族大举南下时，来自中原的汉字系统也就成为南方各地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从文字而言，南方各地使用的文字来源于北方。从语言而论，就目前的语言学知识而言，南方七大方言系统都属于古代北方话的延伸，所以，汉族南方族群的语言文字起源于中原区域。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那么，南方汉族中，古代中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南方的客家文化、闽南文化、赣文化、湘文化、岭南文化都属于汉文化的主要原因。

换一个角度研究区域文化。人的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雅文化和民俗文化，从这个角度去探讨南方的区域文化，可知南方各族群的雅文化及民俗文化中，中原文化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

雅文化，主要是指思想领域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三教之中，儒教是发源于中原区域的一种文化潮流，也是汉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汉族南下江淮以南的区域，也将儒文化带到了南方各地。南方汉族不仅普遍接受儒学，而且发展和发扬了儒学的光荣传统。南宋之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从洛阳转到东南诸省，如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是儒学发达的地方，朱熹讲学之地闽北和群英荟萃的江南，都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至于南方中部的湖南、广东、广西诸省，也都是儒学兴盛区域，湖南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广东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当时儒学的代表人物，南方的客家文化也是以传承儒学为骄傲，所以，从雅文化的层次而言，儒学在南方汉族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佛教是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一种宗教文化信仰，可将其分成大乘和小乘两大流派。小乘佛教的影响主要在东南亚诸国，大乘佛教的影响集中在东北亚诸国，中国南方诸省位于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严格地说，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诸省，都是属于地理学上的东南亚。在历史上，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都曾在中国南部传播，然而，在中国南方诸省占主流的，还是从北方传来的大乘佛教。从少林寺起源的禅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所以，从雅文化而言，南部诸省的佛教，是经过北方文化改造过的大乘佛教。从中国佛教传播的过程来看，南方汉族的佛教思想，北方文化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道教也有南北不同的文化系统，既有北方系统的全真道，也有南方系统的正一道，这两大派道教相互抗衡，很难说谁更占优势。

总之，从雅文化层次来看，南方汉族中流行的儒学、佛教、道教，至少儒道二教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道教则是各有半边天下，事实上也是相互渗透。所以，可以说南方汉族各族群的雅文化，本质上是北方中原文化的延伸。

南方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则带有各自的特点。北方汉族南下之后，与南方少数民族相结合，在不同于北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故乡的民俗文化。以食物来说，北方的食物以小米和麦子为主，南方食物以稻米为主，北方人南下之后，逐渐以米食为主，由此产生的食文化也和家乡有很大不同。在这方面，南方汉族更多地接受南方民族的传统。例如，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这两项习俗一向流行于南方，吃粽子与南方稻米文化有关，而划龙舟则与南方传统的船文化有关。这两项习俗都不可能起源于北方。至于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日各方面，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大致形成南北不同的两大流派。也就是说，南方汉族的习俗与北方汉族的习俗是有不同的。而且，这些不同，往往来自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的渗透。人类学调查也表明：中国南方汉族习俗的许多内容，更类同于南方少数民族，而不是类同于北方汉族。应当说，这是一个事实。

关键问题在于：该怎么看待这些不同？应当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容异性特强的民族，它在形成之初的中原时代，就融合了各地不同的民族，因而接收了各民族不同的民俗文化，对于各地不同的习俗，中国有句老话：“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是从周代就流传中国各地的谚语，也反映了中华文化混成性质的特点。对于各地习俗的不同，若非原则性问题，中国人从来是强调去适应它，而不是改造它。周朝的使者派出轩使者到各地了解民俗风情，就是为了了解它，适应它，并采取相对的政策，以使自己的统治更加成功。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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