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思想解放与市场经济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节  从“先富”到“共富”

  第三节  论马克思的经济交往时空观

第二章  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有限政府下的政府经济职能界定

  第二节  服务贸易与政府服务

  第三节  依法治企强化监管刻不容缓

  第四节  政府干预转基因食品及其市场的必要性

  第五节  企业型政府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

  第六节  政府形象塑造中的CIS理论价值

第三章  R&D投资与百强企业

  第一节  R&D投资与企业效益

  第二节  R&D投资与企业竞争力

  第三节  我国IT产业百强企业竞争力

  第四节  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技术追踪之路

  第五节  破坏性创新视角的“山寨机”成功要因探析

  第六节  推拉理论及理性人视角下的“民工荒”现象解析

第四章  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第一节  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第二节  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

  第三节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第四节  产业结构偏离度与经济增长

  第五节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第五章  河北现状与竞争力

  第一节  政府效率与城市竞争力

  第二节  影响河北旅游竞争力的要素分析

  第三节  和谐社会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第四节  河北城市核心竞争力现状评价

  第五节  提升河北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第六章  经济强省与和谐河北

  第一节  河北省“十一五”时期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强省现状

  第二节  河北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相关性

  第三节  基础设施对城镇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提升“经济强省和谐河北”之互动效应对策

第七章  山东经济与财政状况

  第一节  分税制下的乐陵市财政状况

  第二节  山东省财政状况探析

  第三节  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系

第八章  韩国经济与科技政策

  第一节  从模仿到创新

  第二节  实现技术转移的新路径

  第三节  研究开发与企业造就

  第四节  韩国经济与科技政策

  第五节  韩国的IT产业  

第一章  思想解放与市场经济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从初浅的摸索步入到市场经济的确立，取得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丰硕成果。但创新之路仍很坎坷，发展之路仍很漫长。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地适应千变万化的国际经济社会环境，才能在机遇与挑战中正确把握自己，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已35个春秋，其间全球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了勃勃生机。然而，随着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以何种方式得以继续前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

1.邓小平与市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并非一日之功，它最早可追溯到邓小平留学法国与前苏联。邓小平留法5年（1920.10.19—1926.1.7）勤工俭学，亲身经历了法国经济从萧条到复苏直至繁荣的全过程，这为他以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实行优胜劣汰，与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形成鲜明的对比。亲身经历这两种经济形态的邓小平很快就做出了孰优孰劣的判断，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他能够顶住各种压力，下定决心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五年多在法国生活的经历，使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如鱼得水。他深刻理解了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分离的观点，这为邓小平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邓小平还系统地学习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邓小平影响深远，使他能够在异常艰难的情形下，依然能够坚定地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9年11月26日，在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会见时，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这一长期沉思的思想系统地表达了出来。此后，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实践与发展，终在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上，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改革目标的明确性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阐述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经济学家樊纲指出：“邓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看其实首先具有目标论的意义：要‘过河’是明确的，但‘过河’指的只是解决问题，而并不意味着已经知道了究竟在哪一点上岸，不知道河那边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转引自许新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美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成员、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尔伯特·萨吉斯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但“问题在于五六十年后，中国如何导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卫华，《美国左右翼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9期。转引自许新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第18页。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提出：“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在塑造现实，而却自以为是反映现实。反之，说中国是一个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用理论套话为一种已把社会主义扭曲得难以辨认的社会打掩护”。卫华，《美国左右翼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9期。转引自许新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第18页。

照此说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后的“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和模式，只有靠我们自己来“塑造”而作答了，在此只能“此时无声胜有声”。

2.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

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我们不断地摸索和开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反映，在和国际经济接轨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也会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机遇，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市场经济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诚然，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已显示出它的效率性和优越性，但如何使它不断地更加充实和完善，是我们将面对和解决的永恒课题。

3.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出现过一度道德攀升现象，以至于人们还时常拿现在与过去相比。当然，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人们的精神境界是在一种刚刚从战争和压抑中解脱出的超物质的状态，是一种对和平社会的憧憬与实现之下的满足心理释放。但在长久得不到物质文明保障的前提下，这种超意识的精神境界最终是会烟消云散的，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真实回归。社会主义固然需要精神文明，但离开物质文明的它则犹如空中楼阁；只有有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才能更加放光溢彩。

4.市场调节与政府职能

好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无所不能，只要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其实，市场毕竟是由信息不完全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行为而形成，所以市场只能是不完整的。但认为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就能解决好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同个人的经济行为，既有立即产生效果的，也有产生二次效果的。这就像医生开出的药方，既可治患者的病，又有副作用一样。……不好的经济政策负责人只考虑政策的直接影响，好的经济政策负责人通常也考虑长期和间接的影响”。宋丙洛，《全球化和知识化时代的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1~512、第147页。

中国古代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时，民间曾流传着“天高皇帝远”的说法，意即：离给老百姓只带来危害的皇帝越远越好，只降下雷电的天越高越好。从这句古语我们可以加深对小政府或政府不干预市场这种思想的理解。但需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表明，经济上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有时甚至是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控（如韩国），才能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5.关于私欲与富裕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指出：“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更加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人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也才更容易寻找人文精神。”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富裕不能自发地等同于文明，贫穷也还可以做到‘人穷志不穷’，‘穷而好礼’。但富裕不仅不是文明的羁绊，而且还是文明的果实，至少是果实之一种。进一步说，富裕正在或将要使对于人的关注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对于一些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思想观念的忧虑，王蒙的话或许是最好的回答。

三、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

1.怎样看待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哲学或思想的资本主义，二是作为经济问题解决方式的资本主义，后者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些人对资本主义这一词汇抱有相当大的否认态度，但对市场经济却并不如此。当这些人知道了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是一样之后，觉得很奇怪。”宋丙洛，《全球化和知识化时代的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1~512、第147页。作为经济问题解决方式的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用辩证的态度接受下面这个等式：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我们借鉴的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方式，而非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体制。这里并不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经典表述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其最基础、最核心、最精华之处就在于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作为目前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形式，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不必过度纠缠于它到底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

2.加深对“机遇大于挑战”中“挑战”的认识

“机遇大于挑战”之说似乎更符合人们“求善”的本能，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并非“等闲之辈”。前韩国总统金大中就“全球化经济”曾先后两次表态。1998年，他满怀信心地表示要“融入全球化”，“在经济方面，我准备坚决实行自由经济。我们决心继续积极努力，把我们的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更大地放开大门欢迎外国投资者。”然而时隔两年后的2000年，金大中则强调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他说：“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开始暴露出来，对此必须加以警惕并预先采取措施，否则‘可能面临极大的危险和灾难’”。吴易风，《全球化的二重性》，载《当代思潮》2000年第6期。转引自赵景峰，《经济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金大中的这些忧虑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更是一个警醒，不能因为简单的一句“机遇大于挑战”就掉以轻心，而忽视“挑战”的存在，而这个挑战对我们还时刻掺杂着“和平演变”与“糖衣炮弹”，盲目的乐观只会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3.在摸索中实现超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解决诸如上述所遇到的各种难题，真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它的路径又没有现成的捷径可寻可用，而只能是靠我们自己的摸索和开辟，即既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要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既不能并入资本主义车辙，而盲目跟踪；又不能忽视市场经济航痕，而过度敏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洋为中用，驱除糟粕；去政取经，消化吸收”。

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经济发展模式适合所有国家，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也会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各种因素的不断变化，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也符合哲学上所讲的特殊性原理。另外，只要是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就有其值得学习借鉴之处，而无论其相关条件有多大差异，哪怕是失败的发展模式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哲学上的普遍性原理。“摸索”符合普遍性原理，“超越”符合特殊性原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亦即“摸索”与“超越”相结合，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

第二节  从“先富”到“共富”——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经典范例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缔造者们，为中国人民能够尽早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但终因路径的选择有误，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经过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找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的科学发展之路——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条件不一的客观环境中，寻求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捷径，唯独只有“允许一部分先富，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十月革命”炮声：给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大地，无数革命者以各种不屈不挠的方式，为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秩序，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但历史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终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建立，为广大劳动人民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社会。

二、建国三十年的艰苦实践：“共同富裕”只能从“允许先富”中才得以实现

建国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及其艰苦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于对共同富裕实现的迫切心理和急躁思想，实行过“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冒进运动，还出于反修、防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防止资本主义道路，而发动过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无论从经济冒进也好，巩固政权也罢，未能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把握国家政权理论而导致的错误和灾难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致使人们普遍把平均主义与共同富裕等同起来，用公平代替了效益，用平均代替了激励，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人渴望富裕，结果统统贫穷”。历尽磨难的艰苦实践警醒国人：“共同富裕”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要使国民尽早走上富裕之路，只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赶超先富，最终实现共富。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踏上共同富裕之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性转折。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十年的艰苦实践中总结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发展道路，并冲破重重阻力，创造性地提出了从“先富”到“共富”的发展思路。他以改革家的博大胸怀，不拘泥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不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出发，果断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发展框架，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为中国能够尽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开辟出了一条蹊径。

邓小平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求是的真理。即不是机械地、教条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迷信崇拜伟人的言辞，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系统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使中国尽早走向共同富裕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赶超先富，最终实现共富。”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这种发展路径是对中国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例，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经典体现。

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令全球瞩目，令世界震惊。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径，检验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无不令人欢欣鼓舞，信心倍增。通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已基本消灭了贫穷，解决了温饱，并正在奔向小康。诚然，在三十年的实践中，出现了诸如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是阶段性的差距，是区域发展战略中不可避免和逾越的必然现象。关键是如何把握“度”？如何适时转移？如何实现均衡？而且还要见到实效。

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不失适宜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均衡发展战略，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政策与实践的新举措，指明了发展与均衡的方向与方法。

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正以科学的发展观，继承这种发展路径，为缩小差距、实现共富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包括东部与中西部的对口支援、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的延长使用、农民的医保统筹等等，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构建和谐社会、奔向小康而日理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