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篇
《穆天子传》——大气磅礴开山祖
《战国策》之小说考辨
《尚书》之拟史小说考辨
《燕丹子》成书流变考
《纂异记·齐君房》文本考异
《聊斋志异》本事旁证辨补是否蒲松龄著述——庆应大学所藏十五种抄本真伪考议
《倡和集》作者与刊本寻踪——兼说所见吴陈琰词
《胭脂》《折狱》虚实辨析——兼谈《聊斋志异》中的真人假事小说

论说篇
  略谈比喻与比拟的区别
  历史小说创作基本功刍议
  历史小说三论
  蒲松龄的生平、思想和为人
《聊斋志异评赏大成》前言
  第一人称古小说漫议
  论《剪灯新话》的小说艺术自觉
  论古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
  略论初创期小说中的诗歌功能

论争篇
  小说·虚构·纪实文学——“纪实小说”质疑
  小说·虚构·纪实文学——“纪实小说”质疑之三
  美化了赃官颠倒了历史——《天下粮仓》人物一瞥
  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
  再说历史小说《张居正》

考辨篇   《穆天子传》——大气磅礴开山祖

中国小说始于何时，近些年来其说不一：谓汉代者有之，谓魏晋者有之，谓唐代者亦有之。至于先秦，小说史论著或不予置论，或谓之“前小说”时期。所谓“前小说”，就是含有某些小说因素的非小说，如神话传说、史传文学、诸子寓言之类。然而，就在战国中后期的公元前295年，一部洋洋近万言的虚构性散文叙事作品被埋入魏襄王墓《穆天子传》出土后即无完帙，而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传记类记载，“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它其实应是我国小说的开山之祖——《穆天子传》。

这部用科斗古文字书于竹简的六卷之作，以干支排日形式叙述公元前九世纪周穆王巡游天下事,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盗发出土之后汲冢古籍的出土年代还有咸宁五年（279）、太康元年（280）两说。此从荀勖《穆天子传序》。，长期被视为帝王起居注或传记类史书。尽管早在唐代就有柳宗元提出“其书尤不经”的见解《观八骏图说》，载《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8页。，却并未动摇它在古目录书中的史书地位。至明后期，胡应麟始于此书有“颇为小说滥觞”之语（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但仅指其中详述盛姬丧葬的第六卷。后经清代特别是近现代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质疑、考证，反复论辩，如下两点已是广泛认同的事实：（一）其成书年代不是西周，更不是穆王在位之时，而是上距穆王数百年的战国中期或前期。（二）与前一点相关，其主体内容特别是前四卷西征绝不是穆王巡游的实录，而是在传说基础上大力生发、想象、虚构的产物。且不说某些神异成分，即西巡规模之大、行程之远、道途之险、历时之久以及穆王在外域各邦威望之高、与犬戎等异族关系之融洽，都大大超出其时自然与社会的条件及史料显示的客观实际；其错以洛阳为宗周且以洛阳为起讫的西征路线更是东周人的主观设计和造作，显出全局的虚拟性质。因此，它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但它是什么作品呢？文学史家大多谓之神话传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讲“神话与传说”时举出《穆传》，但只录其见西王母和高奔戎搏虎两段，似非泛指全书。后出与晚近的某些小说史论著则概言《穆传》与《山海经》是“两部汉以前的以神话为内容的书”，甚至说《穆传》“属于搜奇志怪的系统”，“是最完整的一部古代神话传说”。

《穆传》是神话吗？绝然不是。即以仅存的六千余字文本而言，绝大部分是拟实性文字。通篇是写周穆王驾八骏、率六师巡游天下的人事活动：登山涉水，观光打猎，刻石铭迹，饮酒赋诗，瞻仰黄帝之宫，朝祭宗周之庙，奖励擒虎壮士，泣葬夭亡爱姬，更多的是到处接受外域部族首领的膜拜、献纳，赐赠给他们金珠宝物。超验的神异幻诞之笔寥寥无几，除“天子其遗灵鼓，乃化为黄蛇”（卷五）而外，主要就是卷三写的于瑶池会见西王母事。那事其实也并不怪诞：献礼，进酒，对歌，全然不像神话，而像“人话”。只是“我惟帝女”的谣词和穆王异乎寻常的虔敬态度（宾见择吉、馈赠称“献”之类）显出西王母超凡的身份和地位，也显出它与先秦古籍《山海经》《归藏》等书中神话人物西王母的连带关系（梁）萧统编《文选》卷六十王僧达《祭颜光录文》李善注引《归藏》云：“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38页。，从而使这种会见有了某种谒神的意味。但即使将它计算在内，幻异之笔所占的篇幅也只有全文的百分之几。怎能以此概言《穆传》是“神话”呢？胡应麟说：“《穆天子传》所记山川草木鸟兽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经》怪诞之文百无一二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第343页。顾颉刚先生经过一番考辨写道：“自从到了‘积石南河’，作者就开始采用《山海经》的名词”,“他作得与《山海经》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不取神话”,“把一切现实化了”顾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载《文史哲》第一卷第2期，1951年7月出版。。这些论断才符合《穆传》文本的实际。有人将卷一所写的穆王在燕然山下大祭河神拜受帝命之事也说成神话，其实，那个隆重的朝祭仪式完全是当时人的现实性迷信活动，类乎后世的巫祝请神，是通过人即河宗柏夭之口把上帝之命传达给穆王，既不见神人，也没有幻事，是很生动的拟实之笔。

《穆传》非但不是神话，其主体内容也不是传说。传说只有两种：一种有较强的故事性；另一种无故事性，甚至无叙事性，而有新闻性或特异性。前者可长可短；后者都很短小，也必须短小，如《山海经》中幻诞的殊方异物之类。换句话说，曼长的传说非有较强故事性不可，否则无法口传。《穆传》若长的记叙文字，却没有什么故事性，只以起居注的形式按日记述穆王所到之地及大同小异的献赐活动，笔墨粗简，而于时日干支、行经地域、部族、献赐物品及数目记述甚详，六千余字中仅干支纪日就多达一百四十个。这样的内容根本无法以口相传。《穆传》的基础素材主要是穆王西巡的民间传说，作品也保存了驾八骏之乘、以造父为御、会见西王母、高奔戎搏虎等传说内容，但篇幅很少。作者在对这个传说的再创造中，以大量穆王巡行的日常活动稀释并溶解了传说的故事性，使作品成了穆王西征的“一部排日的游记”(顾颉刚语)，从根本上改变了素材原生态的传说性质，从而获得自觉虚构的书面叙事文学的小说品格。

这里说的小说，系以近世文体观念为参照系，而非古目录学之谓小说。认《穆传》为“小说”也由来已久。早在《四库全书》之前的《天一阁书目》就将它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编者在《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中还特别说明将它“改隶小说”的理由：“多夸言寡实”，“为经典所不载”。不过，古目录学的“小说”内涵没有内容与形式的明确定性，其外延异常宽泛，即使范围大为缩小的《四库全书》也将“杂事”“异闻”“琐记”尽隶小说，将《山海经》与《穆传》并入“异闻”。从这方面看，明清目录学家认《穆传》为小说与今之小说史家认《穆传》为神话并不抵牾。前者小说观念的外延包含了后者之谓神话。近之学者经过考辨也有称《穆传》为小说而非神话者，但也多指古小说观念而言，有的还特别申明：“很难与后代小说观念合拍”，“应列入班固所说的‘小说家者流’”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其实，《穆传》不仅合于包罗广杂的古小说观念，也属近世文体学的小说范畴。试想，一位战国时期的作者，用其拥有的历史的、地理的、自然与社会的知识、经验，将有关数百年前穆王巡游的本事传说改造成为貌似后世帝王起居注的“排日的游记”——只能阅读不能口传的虚构性的书面叙事文学，这是多么巨大、新奇的造作！作者模仿当时“君举必书”的史官之笔杜撰出穆王数年巡游中百数十日的行程、地望、境况、作为，构成一部似真非真、以假乱真的穆王春秋——编年史体（实际就是以第三人称作叙述的日记体）作品，这又是何等大胆、自觉的创作意识！这种既非神话也非传说的虚构性拟实的叙事散文，即使出现在今世文坛，也只能认它为小说，而且还属于那种易得评家青睐的体式别致、不编故事、写出了现实自然生态的散文化小说。惜其出世太早，在被史学界错爱十数世纪之后一旦抛撇，文学界看它反觉眼生，不敢冒认作小说之祖。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其确凿的小说品格终将使它归于祖位。

值得注意的是，编年史体小说在小说史上非此一种，时隔两千多年的清中叶又产生一篇《扶风传信录》，体式、样态、创作途径与《穆传》如出一辙。据《宜兴县志》及钮琇《觚剩》、王士禛《居易录》等笔记记载，清初康熙间宜兴地区流传着书生许丹忱与狐仙胡淑贞婚恋生息的传说，还有人写成文言小说《会仙记》。至嘉庆间，吴骞自称得到许生祖父的亲笔实录“《叙事解疑》一帙”，“年经月纬，排日按时”，由吴氏“删其繁芜”，辑成是篇。“扶风”是宜兴桥名；“传信”以为“解疑”，所谓“较得之传闻者为确凿可据”（清）吴骞：《扶风传信录序》，载《丛书集成》初编第272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1959年补印本。；题拟唐郑棨的《开天传信记》。全文约六千字，为《会仙记》的六倍，计列四年间119日事，于主人公往来酬答或略或详，散同信史，从而把一则民间传说稀释成无法口传的文言小说。这与《穆传》的创作何其相似？真可谓无独有偶。清代是小说鼎盛期，此等作品价值甚微，但它硬将幻诞的传说一一落实为当事人手记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儒家重史重实的文化观念对作家心态和作品形态的强力影响，同时也让人看到《穆传》创作途径的一次生动的演示。这不是说作者有意模拟《穆传》，两者的相似应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艺术创作同构现象，是共同模拟编年史体的自然结果。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远哉遥遥的小说之祖的呱呱诞生。

我们认《穆传》为小说之祖，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它是不依附于任何子书与史书而自成一体的绝然独立作品，且篇幅曼长，结构严整，在先秦可称小说者中绝无仅有。其二，其语言与文风，较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包含小说或小说成分的诸多子史之作更古朴、更粗糙，少有对话与铺陈，因此，其成书时间虽不能确定，多应较那些子史之作为早。

从没有任何小说的战国前期或中期冒出这样一部出奇特异的长篇大作，似乎太奇突、太超前了。但只要想到在它之前不仅已有千年史官记事的历史，而且已有编年体经典史书《春秋》传世,《穆传》的产生也就不足为怪。我国早期小说乃史之分流，史志是小说之母，小说开山之作效法各国“春秋”的史家之笔，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形态是自然的事（晋）杜预：《春秋序》，载《春秋经传集解》卷首，《四部丛刊》本。按：《穆天子传》不以序数纪月，而以“孟春”“仲秋”等十二纪兼顾纪月与纪时，也是它晚出于战国时期的一个证明。今所见《穆传》不见纪年，似非不记，或遗而致缺，参见拙文《〈穆天子传〉纪时考议》。。两者之间只横着一条从纪实到虚构的鸿沟，跨过这条鸿沟就是彼岸。这与近世产生的日记体、书信体、词典体等变体小说，既相似，又不同。《穆传》之仿史志颇似后者之仿日记、书信与词典，从而显得富于创造性和创作意识。但后者是在小说成熟之后对其体式、形态、功能、审美取向高度自觉的艺术追求，创造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美文特征，一望而知是小说，不会与其仿拟的应用文体相混淆。如果说这是小说的散文化，乃是高层次的散文化。《穆传》不同，其时既无小说观念，也无小说样态，只将《春秋》一类记述简括的编年史书作参照物，内容虽多虚拟，样态却近实录，不作深细考辨就难与史籍相区别，以至长期被视为信史而不被认作小说，而被多作考证的文献学家斥为“伪书”。这正反映了小说初生之际与其母体过于相似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它的散文化也是初生小说稚拙的表现，有史体散文的鲜明胎记。

不过，作为小说之祖，《穆传》仍是破天荒的艺术创造。除已论及的虚构性之外，其内容、意蕴、笔法、格调、形象结构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编年史志，初具小说的品格特征。

首先，《穆传》自始至终写穆王巡游，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中心事件，而且有所表现的思想主题。这使作品的形象结构单纯、集中，条贯统绪，有小说结构某种特有的凝聚力和艺术张力，与散记许多不同人、事的编年史书大相径庭，也有别于后出的史传和起居注。起居注虽有中心人物，却无中心事件和思想主题，更无形象结构和艺术张力。就此而言，它与《穆传》只有按日记事的形似而已。史传虽比《起居注》集中，只记传主的主要事体，但一般并不专记一事，没有贯通首尾的中心事件和思想主题。明代就有人因《穆传》只写巡游“不及他事”而对书题提出质疑：“何以‘传’也？”（明）唐琳：《穆天子传叙》，载明天启间（1621—1627）杭州刊《快阁丛书·穆天子传》卷首。据相关文献记载与史家考证，此书出土时原本无题，或已缺题，今本之题系整理者荀勖所加，晋时另有题作《周王游行》或《周王游行记》之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之孔颖达“正义”引王隐《晋史·束皙传》述汲冢竹简古书曰：“《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传记类云：“《穆天子传》六卷……郭璞注本谓之《周王游行记》。”。此题虽未流传于后，却更合于作品实际，且能显出具有中心事件和主题的小说意味。

其二，《穆传》的主题是与穆王的形象创造相表里的。作为小说的初生儿，穆王形象诚然稚拙、粗糙，缺乏后世成熟小说人物的鲜明个性和生命活力，即使比之《左传》中的某些人物也逊色得多。但它仍是被作者赋予特别意蕴的人物形象，从而有别于史传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创造者意向的物化符号和载体。纵观《穆传》，特别是主体内容的西征，是将传主作为一位心念黎庶、协和万邦而广受拥戴的仁明天子和英雄天子加以表现、歌颂的，同时造成一个熙和承平的盛世气象。这一主题不仅有违西周铭文、《国语》等史料显示的穆王对异族大肆征讨的客观实际，也改变了本事传说本来的思想倾向。《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革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楚辞·天问》云：“穆王巧挴，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史记·赵世家》称：“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三者显示的本事传说，重心都在穆王的纵欲游乐，故取否定或漠视态度。《归藏》更有“昔穆王天子筮出于西征不吉”的记载《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归藏》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册第401页。。就是与《穆传》同时出土记穆王巡游较多的《竹书纪年》佚文也未言及其与域外邦族献赐之事，记述简略而客观。《穆传》不然，先通过祭河将穆王西巡写成受命于上帝，名正言顺，与《归藏》所记筮而“不吉”恰好相反；随即大写其礼交外域邦族的活动，到处接受贡献、膜拜，颂扬之意显而易见。与此相应，传中不仅无人谏阻其巡游天下，在穆王自责“辨于乐”时反有七萃之士为之歌功颂德，说“农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宝）富，官人执事”，巡游“何谋于乐”？乃“与民共利”“无失天常”。这更淡化了西征的游乐色彩，强化了盛世气象和歌赞性主题。不仅如此，作品将祭父作诗谏阻翻作穆王两度自责，遂使“欲肆其心”的穆王一变而为关心民瘼、能思己过的仁明天子，所作三章“哀民”诗情见乎词。至于第六卷反复写他对夭逝盛姬的“永念伤心”，又可见出穆王性情的另一侧面，为这个粗具轮廓的形象增加些许立体感。当然，《穆传》对传主的纵欲也有所表现，五、六两卷表现得较为明显，但不构成全书的主题，而是本事传说的思想钤记。如此赋予历史传说人物以全新意蕴并由此构成作品主题，改变史迹与传说的本来面貌，正是后世小说常有的事，是小说家的艺术造作。

其三，大肆夸张构成《穆传》的浪漫基调和审美特性，与史志注重“实录”大异其趣。如前所述，《穆传》的内容绝少神话，多属人事。但这人事非但不是实录，也不是平实的想象和虚拟，而是在流传与再创造中被特别放大了的，具有鲜明的夸张性和夸诞性。这不仅表现为用了一些史书所不用的一日“驱驰千里”（卷四）、壮士“生搏虎以献天子”（卷五）之类的“夸言”笔法，更表现为对穆王巡游的规模、内容、风貌的宏伟设计。让穆王以万方之尊，统六师之众（七万五千人），携带大批宝物，君临众多邦族，到处献赐，其乐融融，迈越昆仑，宾见王母，在尚无丝绸之路的西周中期径达臆想极远的“西北大旷原”“大畋九日”“载羽百车”，浩浩荡荡，辟新路而归，历时将近两年，行程三万五千，单是接受外域贡献的牲畜就多达三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头。这是旷古未有的壮举，是超越当时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帝王和平大巡游，是历代帝王梦寐以求而谁也无法实现的幻想，也是处于战国时期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渴望天下统一、和乐太平的天开异想。作者借用穆王巡游的本事传说，大力驰骋夸张的想象，使巡游高度理想化，极富浪漫色彩，从而造成大气磅礴的审美韵味和史诗风貌。这也是位居小说开山之祖的《穆传》特有的艺术价值。全书六卷，西征即占四卷，其高潮就是谒见西王母并与之对歌：
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尔野。”
西王母“白云”之歌六句四言，瑰伟雄奇，涵盖天地，是对穆王西征的热情礼赞；“穆王东夏之吟仅二十余字，而敦大鸿远，居然万乘气象，自虞氏《卿云》之后未见有若斯者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第346页。。两者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把万里巡行的磅礴大气推到了顶点。

其四，《穆传》记述虽很简古，仍有某些史书少见而为小说多有的铺叙文字。如将穆王西巡所用的八骏、六狗、四御者尽数列名，以增气势；写穆王祭河受命时“大服：冕袆，帗带，搢曶，夹佩，奉璧”，逐项叙其服饰。如果说卷三见西王母的场面铺排主要由两者对歌的三首谣词构成，那么，卷六的盛姬丧葬盛况则是一色的描述文字：先是排写十三种不同身份的哭者，后又罗列十二种不同身份的陪祭人，前后计用三十四个“哭”字，铺陈之甚可见一斑，实比《尚书·顾命》写成王之丧还要繁细。胡应麟就以其“文极赡褥”，独称此卷“颇为小说滥觞”。再看穆王的舂山之游：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华不畏雪。天子于是取孳木华之实，持归种之。曰：“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天子于是得玉荣枝斯之英。曰：“舂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兽，食虎豹如麋而载骨，盘□始如麕，小头大鼻。爰有赤豹白虎，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隼青雕，执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
如此铺叙自然风物和人对自然风物的叹赏，不仅为一般史书所无，即在唐前各种散体文中也罕有其匹，只在诗歌辞赋或骈文中时有所见，是美文独有的内容风貌，且富于诗意。

由于《穆传》是罕见的先秦竹简古籍，虽非史书，仍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特别是为了解、研究战国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商贸和物产提供了重要资料。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深细的考索和论述，此不复赘。这里只想说明一点：《穆传》既然不是史书，具有很大的虚构性和夸张性，所写的路线、地名、里程之类，就不大可能笔笔属实。尤其是远出西域的山川地望，即便成书之前已有商人能走的丝绸古道，《穆传》的作者也不大可能亲自走过，从而正确写出每个行经要地、部族的道里、方位。书中这部分用了较多的《山海经》中地名，又与其方位不甚相契，正显示出小说家的某种无奈和随意性。不要说自称“帝女”的西王母所居的瑶池不便指实为今之某湖，就是赫赫有名的“昆仑之丘”也因考证者各执一词且各据一理而有祁连山、巴颜喀拉山、昆仑山等多种异说，难于定论。这说明，地理考证虽很必要，也很有价值，但不可忽略《穆传》的小说性质，定要按图索骥，处处落实，难免胶柱鼓瑟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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