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比较文学

影像时代的文学教学

——论名著改编影片在世界文学教学中的作用

二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玩偶之家》与《伤逝》比较研究

从“恋子情结”看《孔雀东南飞》与《儿子与情人》

《广岛之恋》电影改编与分析

三 中国学派与阐发研究

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六要素”理论看《孔雀东南飞》

四 中西比较诗学

物感与摹仿

迷狂与妙悟

五 形象学

异国恋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初探

——杜拉斯“中国情人”形象分析

六 中西戏剧比较

《骆驼祥子》与《推销员之死》中的戏剧冲突比较

参考书目

第一讲 什么是比较文学第一讲什么是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是一门诞生于19世纪末期的年轻学科。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盛行于世界各国，发展得极其迅猛，现在已成为国际文坛上最有活力、最有成就、最受青睐的学科之一，因而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的一门“显学”。

然而，就是这样一门如此活跃、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从确立到现今的历史虽然相对较短，但屡次遭受严重误解，甚至产生倾覆的危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对比较文学本质意义上的规定性尚缺乏准确把握。同时，也是因为学科本身的复杂性，甚至到目前还很难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一次次的挣扎、蜕变，比较文学正日渐成熟，显示出独特而强大的生机和魅力。

什么是比较文学？这是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问题。然而，一百多年来,这个偌大的问号就像一桩悬案,自始至终都在伴随着比较文学的脚步,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由此可见,任何一门学科都是随着人们的研究实践和认识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着的。因此，对于学科的界定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比较文学也是如此。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

第一，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种类。

与“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不同，比较文学不具有“一般文学创作”或“某一时期、国家或地区的作品”的意义。参见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性质》，于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文学”从语义上的层面讲，无疑包括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文学创作的主体及其创作的作品，以及从文学主体到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后者则指对前者的研究，这种研究应该包括文学理论探讨、文学史的论述、作家作品的批评等方面。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二者相互依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我们说中国文学的时候，指的是从古至今五千年来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外国文学指的是从古至今的所有外国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现代文学、古代文学、20世纪文学等类似的概念无不包含了各自领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方面，具有总体的意义，而其中的文学研究仅是这类概念的一个部分。但比较文学就不同，它不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不包括文学创作，而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是受到当时流行的“比较生理学”、“比较解剖学”等的启发而产生的。因而，比较文学中的“文学”是特指一种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现在一般所指的“文学创作”或“文学作品”。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这门学科也就有了质的规定性。

第二，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

比较是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常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当“比较”与“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常常会“望名生义”，把它理解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随之而来的便是凡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的文学研究皆称之为比较文学。然而，比较方法并非比较文学所独有，即便是就文学研究而言，运用比较方法是古已有之。因而，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是因为人们没有认清这一学科的真谛，也没有认清这一学科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就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来贬低比较文学：

“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是普遍的，但其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这种方法的使用十分普遍（有时是指大范围，通常则是指在小范围内），无论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或对文学研究中任何一种可能的研究程序，这种方法并没有它的独到特别之处。”

克罗齐正是出于将比较方法看作比较文学的本质的误解，从而否定了本学科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这里的“比较”绝非一般方法论的意义，而是具有学科性质的意义。它既包括跨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界限的文学比较，也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它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之间或多国文学之间的比较，也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之间的比较。这里的“比较”是有前提的，它意味着跨越和沟通。从地域观念上，跨越和沟通国家民族的界限；从学科领域上，跨越沟通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才是比较文学。由此可见，“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沟通既定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也就在于它是一种跨界限（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的界限和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再就方法而言，“比较”也并非比较文学的唯一方法，用韦勒克的话说：“在论述的过程中，描绘、特性刻划、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方法同比较法一样经常地被运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性质》，于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可见，将比较文学简单地等同于文学比较实在是以偏概全，因此不免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地位、价值、意义等产生误解。

第三，比较文学不能泛泛而论所有的文学现象。

“比较”是有条件的，并非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拿来比较的事物必须具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只有把握“差异”与“同一”之间的关系，即以“可比性”为基础，才能达到在比较中突显事物的规律性与特殊性的目的。

具体到比较文学领域，只有那些具有比较研究可能和比较研究价值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才是比较文学的对象。归结起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关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实际存在于两个或多个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对另一个民族文学的影响，或者换言之，一个民族的文学对另一个民族文学的接受。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都是在交流与互动中不断发展而走向繁荣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就说过：“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5页。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机体，每一位文学家都是这个机体中的一部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作家及其作品不可能隔绝于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任何一个文学现象，任何一种文艺思潮，任何一位作家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他者”产生交流与互动，而当这种交流与互动超出了民族和学科界限的时候，就进入了比较文学的视野。我们且以古希腊神话与古罗马神话和中越两部《金云翘传》为例。

欧洲文学的序幕是以人类童年的文学样式——古希腊神话开始的。在这片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的天地里，古希腊人用他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质朴理解，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雷电之神宙斯、空气女神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爱神阿弗洛狄特、特洛伊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故事和阿尔戈英雄的故事，这一切开启了欧洲文学的长河。若干年后，崛起的罗马帝国一举歼灭了曾经光辉灿烂的古希腊，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古罗马神话。古罗马神话拥有一个与古希腊神话完全一样的家族：众神之王宙斯成了万能之父朱庇特，宙斯的妻子赫拉改名为朱诺，海神波塞冬换成尼普顿，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爱神维纳斯是由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改名而成，有些神的名字甚至从古希腊神话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两部民族的神话故事，虽然名字大多不同，但都被赋予了同希腊神话众神一样的品质，同样的故事经历和相同的地位。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的罗马，反过来又被希腊的神话所打败。而全面接受了希腊文学养分的罗马不但开创了欧洲文学一个新的时代，而且成为连接古希腊与后世欧洲文学的桥梁。

我们再看中越两部《金云翘传》。越南古典名著《金云翘传》明显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它与中国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金云翘传》不仅书名相同，而且题材也相差无几。比如从命名上看，越南的《金云翘传》与中国原作完全相同，并且符合中国古典小说命名的惯例，即与《金瓶梅》、《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相似，是用书中主要人物的姓名（金重、王翠云、王翠翘）拼合而成。越南的《金云翘传》的作者阮攸是18世纪末、19世初越南文坛上杰出的诗人，精通汉文，写有大量的汉语诗文，并曾两次奉命出使中国，出使期间读过中国的《金云翘传》这种章回体小说，深受启发，产生了再创作的动机。从基本情节上看，越南的《金云翘传》同中国同名的章回体小说一样，主要描写了发生在中国明朝嘉靖年间才子佳人的故事，即男主人公金重与女主人公王翠云、王翠翘的悲欢离合。不仅如此，越南的《金云翘传》还直接用原作中的中国典故、成语、诗句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的重大影响。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身为不同民族的文学，越南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并非完全是被动的，还有其再加工、再创造的成份。表现为两者除相似之外还有明显的差异。就体裁而言，越南的《金云翘传》是诗体而非小说,阮攸把14万字的章回体小说改写成长达数千行的越南人民熟悉的六八体喃字长篇叙事诗,且在《金云翘传》中融入了19世纪越南的社会生活。更为可贵的是，从地位、价值来看，小说《金云翘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关紧要，而长诗《金云翘传》不仅享誉越南，而且被译为中、英、德、法、俄、日、捷克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总之，越南的《金云翘传》是明显受到中国同名小说的影响，但不是简单的摹仿，而是一部经过重新的构思和精心再造的佳作。

比较文学最初就是为孤立地研究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而出现的。因此，研究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自然也就成为最早产生的比较文学类型。由于文学交流与民族文学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通过对书信、笔记、回忆录以及其他历史事实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各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的事实上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有效地防止比较的偶发性与任意性。然而，如果过分注重历史事实的考察，也就难免大大增加了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以外的工作量，甚至有可能使比较文学演变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等，从而失去其文学研究的本质。

第二，有一种颇为常见的文学现象，那就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有时并不存在以上所说的“交流与互动”，或者说是“影响与被影响”的“亲缘关系”，但它们却存在着许多及其相似的文学现象。譬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著《十日谈》第四天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绿鹅的故事》,叙说在佛罗伦萨城里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叫腓力，他生了一个儿子,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受到当时社会上各种各样恶浊风气的污染,在儿子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把他带到山顶上。在那里没有别的人,只有他和儿子,养了一些家禽,种了一些菜。每天早晚都要儿子面对上帝做忏悔,学习《圣经》，非常精心的用基督教的观念教育自己的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到儿子长到18岁,他觉得儿子的心性已经修炼好了,决定带他到山下去“考验考验”。于是,有一天,他就带着儿子下山到佛罗伦萨的街道上去。这个儿子从懂事起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没有见过市面上五光十色的物品、五光十色的建筑。哎呀!那么眼花缭乱,什么东西都看不过来了。腓力突然发现他的儿子站住了,两眼直勾勾地往前方看,原来是前面走过一群如花似玉的女人。腓力感到很不妙,马上对儿子说:低下头去!那是“祸水”。但是儿子依然直勾勾地看着这些女人,并用手指着问:这是什么?腓力说,你快低下头!她们叫“绿鹅”。他好不容易领着儿子离开了那些女人。后来,他又带着儿子看了教堂,市面上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他问儿子:“你想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儿子回答说:“爸爸,我们牵一只绿鹅回去。”听了儿子的这番话,腓力明白了,自己十多年来对儿子所灌输的禁欲主义教育,就在这第一次领儿子进城中化为乌有。这是一篇多么绝妙的讽刺禁欲主义的作品!但如此绝妙的讽刺禁欲主义的作品,并非只是在《十日谈》中独有,在中国古代文苑中亦有。与《十日谈》相近的中国清代文学家袁枚的作品中,有一篇名曰《沙弥思老虎》，叙说在五台山的最高处，有一个小沙弥，从三岁开始跟一位老禅师修行，从未下过山。十多年过去后，小沙弥终于跟着老禅师下山，看见马牛羊犬都要问，那是什么，老禅师都一一作答。忽然，迎面走来一位少女，小沙弥问师傅，那是什么，老禅师回答：“老虎，吃人还不吐骨头”。晚间返回山上后，老禅师问小沙弥，有没有见到忘不了的东西。小沙弥回答说：其他东西都不记得，唯独老虎还记在心里。此故事与《十日谈》中的《绿鹅的故事》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关系的第二方面就是：在两个或多个民族文学之间，有些文学现象虽然并不存在亲缘关系，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某些相关之处，其中的相同和相异，都存在比较研究的价值。它可以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地位、不同水平的作家作品，都在具有相同和相异的可比性条件下，放进比较研究的视野，发现和辨析这些相同和相异，通过异同比较来发掘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文学的共同规律以及它们各自的民族特性。我们且以《茶花女》与《杜十娘》、《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风尘女子，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风尘女子，这两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风尘女子都遭遇了爱情悲剧。在她们的悲剧中却蕴含着许多“相同”、“相似”或“类似”的东西：茶花女是个美貌过人的女性，杜十娘也是美丽动人的女子；茶花女在如花似玉的年纪里就操起了皮肉生涯，杜十娘年纪轻轻就沦落青楼。茶花女在贵族公子哥的追求中，放纵着自己的生命，杜十娘在打情骂俏中混日子，在皮肉买卖中讨生活；年轻英俊的阿尔芒·杜瓦走进茶花女的生活，使这个高级妓女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宦家子弟李甲走近杜十娘的生活，使这个麻木不仁的青楼女子有了从良为妻之念；为了和阿尔芒在一起，茶花女变卖了自己最心爱的饰物，为了一心跟从李甲，杜十娘将自己积攒多年的积蓄拿出赎回自身；茶花女的身世遭到了阿尔芒家族的拒绝，在金钱的诱使下，李甲将杜十娘转卖他人；茶花女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死去，杜十娘在绝望中投江自尽。同为风尘女，却都“出淤泥而不染”！她们身上有如此多相同与类似的美好纯洁的心灵，她们的生活同样被污染了，但她们的心灵深处却恪守着一片向往光明、向往真诚、憧憬爱情的纯洁之地；阿尔芒的一往情深给茶花女孤寂的生活带来了一点亮色、一丝暖意，书生李甲的出现，则使杜十娘的生活犹如发现了新大陆。她们的天真、她们的纯洁、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短暂的爱情时光里淋漓尽致般地展现。她们都在那即将到来的美好与幸福来临之时倒下了，一个孤独的死去，一个悲愤投江。可以说，小仲马的《茶花女》与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没有血缘上的继承关系，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学者们找不出它们之间有任何的信息往来。但就在他们的笔下，在他们的作品里，不谋而合地奏响了生命的悲歌！

我们再来看看王实甫的《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们一个创作于13世纪的中国，一个创作于16世纪的英国。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相隔甚远，不存在有相互影响的可能。可单就戏剧艺术本身而言，作为中西戏剧史上的代表作品，《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却不乏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带有悲喜交融的艺术风格。像表现在《西厢记》中的崔母的变卦、张生的相思成病、郑恒的争婚等悲剧因素，以及张生一开始在道场上的手忙脚乱，其自作聪明的跳墙相会以及最后崔、张二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等喜剧因素；表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其悲剧因素如老凯普莱特滥发父威，不顾女儿心有所属，强迫女儿另嫁他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对有情人却双双命丧坟场等，其喜剧因素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晚会上的一见钟情，两个世仇家族最终和解等。其次，两部作品都蕴含着浓郁的抒情气氛。如《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的“莺莺听琴”部分：

[天净沙]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佩丁冬？莫不是铁马儿檐前骤风？莫不是金钩双控，吉丁当敲响帘栊？

[调哭令]莫不是梵王宫，夜撞钟，莫不是疏潇潇曲槛中？莫不是牙尺剪刀声相送？莫不是漏声长滴响壶铜？潜声再听在墙角东，原来是近西厢理结丝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