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古今谈

趣话北京近世奇观

皇城根遗址公园随想

北京古城门怀想

北京城里的“北”

景山的故事

古都的自行车

走在礼士胡同

京城里的“冷”与“热”

干面胡同的动人故事

民初京城三大变

枣树

最后一个早晨

神秘的花园

轨道漫语

为听戏落狱丢乌纱

京华节俭之风

京味儿文化

从鼓楼西大街的“恒舒典”说起

北半截胡同感怀

故居书房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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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遇名人趣忆

京剧之美

回忆“文改会”

曹雪芹与北京风筝

胡同里的端午节

从曹雪芹与卢梭说到林黛玉与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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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酱面

北京包子的故事

难忘饺子

难忘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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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的浮想

京畿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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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老字号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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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胡同24号的情怀

古都敬老的几个侧面

北京“雨感”

胡同深处的腊八粥

胡同里的蝈蝈情

北京人的小三轮

在邮局里

小餐馆里的早晨

鸟人与爱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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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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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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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暖意遐思

早市上的男人

《幸福语录》是怎样诞生的

古都美景说趣

北京另类美景

北京最美丽的大街

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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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北海大桥

京城逛庙的别样情趣

智化寺的三个特色

京华点滴感悟

皇城根儿的记忆

站在北池子北口

早晨

家住沙滩后街

忆胡同里的景山学校

山左里门外

启示：心中无机会，机会飘然过

奇妙的针感

说胖

院中的红海棠

透视奇遇?白蟹

回眸往昔三叹

奥兰治河畔的羚羊与狼群

忆父亲杜松寿

另类文化视角

假如黛玉当垆记账

神秘的石碑

擎起新世纪的语言魔杖

惊人的修改

期盼悬念

神奇的悠扬

少一点重复行吗

“破案戏”的不足

听诵

《万家灯火》为何如此吸引人

别让长剧独霸天下

北京俏皮话悄然变化

北京话的魅力与特色

北京传统工艺如何走向未来

关中平原的“馍文化”

口才与人才

影视作品中的方言色彩和方言

小豆豆告诉我们什么

陈言务去，文风当简

刹住给说真话泼冷水之风

京城古今谈趣话

如果从某些特别的角度观察和想象，会发现北京的另一种“奇观”。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有个瑞典人叫奥斯瓦尔德，登上了北京一座城楼。顾盼全城，他惊讶地发现，晨雾中望不到边际的四合院所耸立的双面坡形屋顶，酷似无数涌起的浪头，放眼望去，整个京城犹如波浪滔滔的灰蒙蒙的大海！

令人惊愕的“大海”奇观，笼罩在冬日茫茫迷雾之中，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氛。待到大雪飘飞时节，浩荡的灰色“大海”转瞬间化为座座相连的万千雪堆，一片银白，波澜壮阔，气势雄浑。天气放晴，辽阔蓝天、鲜艳红日与无际雪堆相辉映，奇特而壮美。

沿着时间的河流上溯到清初，瞧瞧内城居民，会目睹那时北京内城的一道“市民奇观”。只见汉族百姓扶老携幼迁往外城，内城专归八旗官兵及家属屯扎。两蓝旗在南城，两黄旗驻北城，两白旗居东城，两红旗扎西城。清廷禁止在内城设店铺、开戏园。街上整日价是挎腰刀、执长矛的兵丁和马队。上大街小巷转悠转悠，准摇头喟叹京都成了座庞大的兵营。

那个时代如果喜欢逛庙，一定惊异皇城外的“佛寺奇观”。清室崇尚喇嘛教，内城处处伽蓝，迈进去，便见佛堂、塑像。远来的造访者会惊叹京师寺庙成群的奇异景象。城里和尚也多，乾隆初年，寺里都住不下了，左近民房也歇着僧人。街头巷尾，清晨黄昏，可闻悠悠的撞钟声，时不时能碰上三三两两身披袈裟、颈挂念珠的僧侣。不消说，菩萨也真的端坐在满汉男女心房。笃信神佛的，按时膜拜；不大上香的，路经寺院也揣着几分敬畏……

从特别的角度观察今日新世纪的北京，同样会捕捉到某种奇观。从飞机上向下鸟瞰，马上发现这样的奇观——京城像个大棋盘。这是因为北京的街道都是东西、南北走向的，斜街极少，且街道笔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夸赞北京“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近些年来打通、拓宽了不少街道，又新辟了横贯全城的平安大道，更像棋盘了。虽说中国古都街巷皆是“横平竖直”，但讲规模、论齐整，北京可谓首屈一指。

如果鸟瞰的范围扩大点儿，朝北京周围眺望，能瞅见二环、三环、四环……这些通衢大道车水马龙，昼夜川流不息。这时，又一奇观闪亮在眼前，条条环路构成一组同心圆，恰如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水中溅起的向外扩散的圈圈涟漪。皇城根遗址公园随想发表于2002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散步，会萌生一些不同于其他公园的感触。

这里格外让人感到温馨、亲切，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柔情。这倒不是说它跟周围民居近在咫尺，随时可逛；也不是说它敞开胸怀，不收费。

那一处处巧妙、恰切地安置在繁花绿树中的长凳，让游人小憩时，能尽情领略公园的美轮美奂与幽静惬意。在窄长如古人衣带的长条形公园里，营造出一个个如此恬静可人的歇息天地，实在是煞费苦心啊。

而且，整个公园是那么精致、新奇、充满人情味，处处让游人感受到一种细腻的、体贴入微的关怀。徜徉在洁净、曲折的甬道上，扑入眼帘的，忽而是高台之上枝干舒展、宛如盆景的青松；忽而是明亮的地灯映照下，舞台布景一般的青翠垂柳；忽而是喷涌一两米高的雪白浪花；忽而是沿浮雕倾泻而下的瀑布……在这里漫步，你才真正体味出，什么叫彻底放松、充分休息。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匆匆穿过静谧的林间，心窠也能真切领悟到洋溢在四围绿地中的股股暖意，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城市关爱。

双休日、晚饭后，老人孩子、中年夫妻、对对情侣喜欢来此漫步，一种让人依恋的家园情怀荡漾在人们心田。

然而，百年前的这里，却是皇家禁地。百姓在高墙之外，远远躲避着治人者的威赫与宫闱的森严。

百年来种种不同时代的理念，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景致殊异的城市风貌。可以说，城市是时代理念的外化、表象、产物。有新时代的理念，才有眼前这耳目一新的公园。

遗址公园里有一组引人注目的铜像：一位少女坐在长椅上，专心致志地敲击小巧的笔记本电脑。一位戴瓜皮帽、拖长辫、穿长袍马褂的老者，在椅后好奇地斜视着。时代反差，引人深思。

公园跟五四大街交会处，有一座别致的纪念碑，是向上翘起的一角1919年的报纸，上面记载着“五四”风云。碑后镌刻的话语，让我们回顾往昔时，更看清了历史的潮流：“她是春雷，唤起人民伟大的爱国意识；她是种子，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

北京古城门怀想发表于2004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穿过笔直狭长的鼓楼西大街，出西口，猛抬头，突兀面对的德胜门箭楼，雄奇挺拔，巍峨高耸，仿佛天外飞来的奇峰。冬日，雪后初阳，城楼犹如冰雕玉琢，灵秀、飘逸，让人百看不厌。

北京有十六处古城门。存留至今的，除德胜门箭楼外，还有正阳门及箭楼，其情味与德胜门迥然不同。

正阳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多少历史事件在这儿上演，驻足翘望，世事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深夜灯下，翻阅有关著述，昔日古城门的绰约风姿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薄雾消散，朝阳门涌入一辆辆大车，满载粮袋，这是经大运河运抵京师的。车把式“啪”地甩个响鞭，催促牲口快行，车跑起来，他紧赶几步，坐到车辕上。马铃清脆悦耳，他又在空中甩起一个响鞭，心里轻松宽慰——在通州卸船装车，跑到如今，终于抵达粮仓了。偶或回头一望，城门上镶嵌的白石板上雕刻的谷穗丰盈壮硕，颗粒饱满。这儿是京城有名的“粮门”。

运水的马车从西直门迤逦而入，辘辘的车轮声从城门一直响到皇宫。水车像躺倒的圆木桶。常年拉水，“桶底”滋蔓着一层淡绿的苔藓。小点儿的水车，进西直门后，走街串巷卖水。盛水的家伙搁到车尾，拔掉塞子，一股清流喷泻而出。买水的赞叹：“玉泉山的水，沏茶地道！”西直门城头的石板刻画着条条水纹，昭示人们，清冽的泉水由此入城。

阜成门的情景尤为奇特，鱼贯而入的不光有大车，还有一匹匹高大的骆驼。大车和骆驼把门头沟的煤运进京都。寒冬腊月，驼铃叮咚，暖意随着铃声从阜成门传布全城。阜成门上镌刻着一朵美丽的梅花，梅、煤谐音，喻指这里是京都的“煤门”。

……

虽无缘目睹明清时代的京门风采，但回忆起孩提时代犹存的古城门，亦觉韵味无穷。清晨，走马灯一般从城门进来各色人物：挑担子卖小金鱼的，响着音叉剃头的，捏面人的，耍猴儿的，卖驴肉的……

现在，北京的大多数城门只剩下当年的名称了，地图上标的“门”，只有一座宏伟的立交桥。数不尽的轿车飞驶而过，似昼夜不息的江河。

但北京人没忘怀古城门，每座古城门遗址左近，街道、酒店、餐厅、学校，常用“门”来命名。

这些带“门”的名称常常勾起人们对昔日京门的眷念和遐思。

北京城里的“北”发表于2006年6月5日《北京日报》。

北京人有时说:“给他乐得找不着北了。”意思是说高兴得连“方向”都迷失了，不知道哪边儿是“北”。

有时候，人们真的找不着“北”。在大街上漫步，特别是推车溜达时或碰到外地人乃至外国人打听道儿。异地人找“北”，很正常。奇怪的是，一位好友住京多年，经常找不着“北”，坦言:“老认不清方向。”

其实，北京的“北”甚为分明。

京城的街道大多东西、南北走向，斜街极少。整座城市像个巨大的棋盘。分区清晰规整，内城的东城、西城，外城的崇文、宣武，都是东西分辖。城外建筑也方向鲜明:日坛在东，月坛居西，天坛厝南，地坛置北。

原先，甚至连什么人住哪儿，也有“北”。京都有句俗谚:“东富西贵，南贱北贫。”是说:东城富商多——江南水运货物存储东城，商人因之云集于此；西城王府多，所以“贵”；南城有许多小手工业者、民间艺人、卖苦力的，旧时代视为“贱”；北城曾聚居破落旗人，故称“贫”。清代八旗军队在内城驻扎，也极有“北”:两蓝旗在南，两黄旗在北，两白旗在东，两红旗在西。我猜想，这或许与天蓝地黄、白日东升、红日西沉有关吧。

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也渗透着“北”。老北京说:“东城布帛菽粟，西城马牛柴炭，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这是由于“布帛菽粟”经运河进朝阳门出售，内蒙古来的“马牛”、西山和门头沟的“柴炭”入阜成门交易，天桥有鸟市，前门外有珠宝店和绸布店。

甚至吃的东西也能分出“北”。要吃细嫩绵软的涮羊肉，得上东城“东来顺”；欲尝精美的清真小炒，须去西城“西来顺”。肉饼要吃“京东”香河的，炸糕要吃“京西”大有庄的。

尤令人瞠目者，是“横平竖直”的街区格局和方方面面的“北”，潜移默化地造就了京畿人传统的“找北”意识。

胡同里流传一个笑话:老两口夏夜纳凉，睡在庭院席子上。老头儿不觉被挤对边儿上，没推搡老伴儿“往里点儿”，而是和和气气拿“北”说事儿:“您往南边挪挪！”真让人忍俊不禁！

北京的文学作品里，也潜隐着“北”的理念。

《红楼梦》中，黛玉入贾府，先看见的是“街北”的石狮子，继而是“东西角门”，最后由“西角门”入府。行走路线因“北”而步步清晰。描写薛蟠随柳湘莲离席出城，对“北”也交代得具体入微:离住所北行，出北门，走二里多……

老舍的《骆驼祥子》里，祥子被大兵掳去，琢磨周围环境，思谋的只是一件事——“北”:“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写祥子返城，把“北”写得有板有眼，读者完全能按图索骥摸回城中:“从北辛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

有段都城人耳熟能详的相声，里头的绕口令，一张嘴便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拿着……”瞧，头一句就先说“北”……

“北”渗透到北京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犄角旮旯儿，可以说，首善之区是最有“北”的城市。

初来京华，要记清“北”，有个简单可靠的法子。若在城里，请记准四个对称的地点: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记住这几个路口，就有了坐标，城里的“北”立马明澈如水。这几个地名原先都带“牌楼”二字，早年也确曾矗立着牌楼。“单”即一个牌楼，“四”即四个牌楼。这四个要冲可谓明清以来京师大名鼎鼎的“地标”啊。

到了城边，要多记几个“门”。别人一提“某某门内”“某某门外”，心里自然豁亮。先记牢长安街上的建国门和复兴门，庞大城池的南北大势便了然于胸；再记住遥相呼应的东直门、西直门，去机场、动物园、颐和园、中关村及许多高校，都不在话下了……

但须留意，北京有的“门”不止一个名字。例如正阳门又叫“前门”，地安门也称“后门”——皇宫坐北朝南，故而南为“前”、北为“后”。崇文门也叫“哈德门”，因为元代门内有座哈达王府。朝阳门还叫“齐化门”，是元大都时的称呼。电影《城南旧事》中的疯女人念叨去齐化门找孩子，即言去朝阳门一带找孩子……

景山的故事发表于2007年7月22日《北京日报》。

景山紧邻着故宫，站在景山南望，故宫无数屋顶一片金黄，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好似万尾金鱼戏水激起的粼粼波光。

瞭望紫禁城，人们大多以为，先有故宫，后有景山。其实，景山比故宫的岁数还大呢。故宫是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营建的，远在此前，景山就矗立于此了。辽、金时期，这里渐渐堆起土山，不过那时尚小，顶多算个土丘吧。

可以说，景山是古都中央逐步“长大”的一座人造“飞来峰”。

从元代开始，景山才成为皇家花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生动地描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热心修建“幼年”景山的情形:

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围墙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假山，山高整整一百步，四周长约16公里，山上栽遍美丽的常青树。皇帝(忽必烈)一旦得悉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带土挖出，不管有多大多重，也要用大象运到这座小山上栽种，因此这座山上的树木四季常青，并由此得名“青山”。

到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的时候，拆除元代宫殿和开掘皇宫护城河的土石都堆到这里，山愈发高大，改名“万岁山”。此名之外，景山还有个俗称叫“煤山”。

《万历野获编》是这样解释的:“俗所谓煤山者，本万岁山，其高数十仞，众木森然，相传其下皆聚石炭。”《北京百科全书》中说:“因山下堆过煤，又叫‘煤山’。”什么时候堆煤的呢？1957年5月出版的《北京游览手册》认为:“明成祖定都北京修建皇宫时，这里曾经是堆煤的地方，所以景山又叫‘煤山’。”

但谁也没有料到，“煤山”这个诨名儿，竟然在明朝的北京保卫战中发挥了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蒙古瓦剌部在土木堡将英宗俘获，随后大举进犯，包围了京兆。城内百姓担忧围困时间长了，缺少取暖做饭的燃料。守城指挥官于谦指着景山告诉大伙儿:“放心吧，这‘煤山’底下全是煤啊！”百姓方安下心来，积极协助军队守城，终于打跑了敌人。

后来，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这座皇宫北面的“镇山”才定为现在的名儿——“景山”。

景山顶儿离地面43米，是明清两代京城的最高点。

故而，林语堂猜测:“它无疑成了观察烽火台上烟火的地方。那些烽火台是一套战时报警设施，它们列成一线从北面的长城穿过乡间直达此地”。

乾隆年间，清廷对景山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并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景山五峰上各建一亭，形成一道“五连珠”彩练。这些亭子精巧绝伦、色彩鲜艳，称得上京畿亭中最漂亮的“五位美女”。

据朱丽叶·布莱顿在《北京》中记载:一位俄罗斯驻华使臣回国后，向叶卡婕林娜二世夸赞了一番这组山脊美亭。陛下听后，对万里之外的景山亭子心驰神往，于是忽发奇想，竟然命人在彼得堡冬宫中仿造了一座。哇，婀娜多姿的东方山亭迷倒了不可一世的女皇！不知冬宫中的亭子还在不在？

原先，景山五座亭子里，分别有一尊硕大的铜佛。有趣的是，一说这五尊佛像塑的不是普度众生、法力无边的菩萨，而是分别代表日常饮食中的五种味道:甘、辛、苦、酸、咸，故统称“五味神”。

可惜，四座亭中的铜佛1900年被八国联军抢走了。最高的万春亭中铜佛太大，搬不动，强盗们于是断其左臂。

这尊铜佛后来修复得完好如初，看不出破坏的痕迹。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到万春亭，都仰望半晌这唯一存留下来的“味神”。五佛不论从东边还是西边数，此佛都属味中之“苦”。命也苦哟，“文革”中被红卫兵当做“四旧”彻底摧毁。现在万春亭中的佛像是上世纪末重造的。

提到景山，善侃者常谈及吊死在这儿的明朝末代皇帝崇祯。

的确，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他解下龙袍的腰带自缢于景山东面山坡。这是两天内他第二次上景山。十八日，得知外城已破，登上景山观望，只见烽火连天，一片混乱。崇祯连声叹息，在山上徘徊良久。这时他彻底绝望了。回宫后逼死皇后、刺死公主，凌晨仓皇跑到景山东麓。他用头发遮住脸，在袖子上写下“皆诸臣误朕……无面目见祖宗……以发覆面”等语。在埋怨和羞愧交织中，告别了人世。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叫王承恩。王太监随后也在附近找了棵树，上了吊。50年代，还能看到一圈矮墙围着一棵歪脖子槐树，现今围墙早没了，原地新栽了一棵粗壮高大的树。

景山公园没有奇山异水，不过是一座土山加上周围树林，却在京城所有景点中独具风韵。

它独特的韵致展现于春、冬两季。

每年暮春时节，景山东门内的牡丹园是京华观赏牡丹的最佳去处。寒冬腊月，草木萧疏。从城里各个角落赶来“晨练”的人，一脚踏进景山，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跟满城萧索的冬景截然不同，这里依然如夏天一样，松柏蓊郁，一片苍翠。古都的自行车发表于2007年6月5日《北京日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行车对于拖着长辫子的帝都子民来说，还是件稀罕物。

那时，自行车是京都街头的西洋景，都城流传着一首揶揄自行车的“民谣”:“臀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嘎巴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

街上骑车的，多是纨绔子弟。李莲英的一个孙子不光爱骑车，还爱收藏好车。他个子矮，最喜欢“二六”的荷兰“锤手”。后来，在地安门大街开了一家车行，一边玩车，一边卖车。

那个时代，马路上没有女孩儿骑车。光绪年间的《点石斋画报》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1897年，李鸿章访美，看到一位女孩儿骑车，潇洒自如，很是惊奇，于是派人邀她到宾馆叙谈——好像现在约谈大明星似的。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举行婚典，族弟溥佳送给他一辆自行车。溥仪吃惊地发现，两个轮子竟能载着一个人飞驰，非常喜欢，于是以每月百元的高薪聘请“飞车小李三”进宫当“自行车教习”。溥仪学车很下工夫，技艺日渐精进，终成高手。能从车的左右两侧上下，还能双手撒把逍遥骑行。他喜欢名车，购置了英国“三枪”、法国“狮子”、德国“蓝牌”。“车库”呢，就在故宫北面御花园的绛雪轩。溥仪出宫时，库存已近50辆！

民国初年，古都卖的多是英、德自行车。30年代，日本车多了起来。抗战后，用各国零件拼凑的杂牌车大行其道。

到了五六十年代，虽然只有“飞鸽”“永久”等几种牌子，但自行车获得了空前大普及。京城很难找到不会骑车的人，最多时竟然达1000万辆。整个京城俨然是个自行车的汪洋大海。外国游客惊叹，中国才是世界上真正的“自行车王国”！

我曾经看见一幅60年代的老照片，早晨上班时，宽阔的长安街上，源源涌流而来的，是排山倒海、震撼人心的自行车大潮！

虽然现在私家车比比皆是，但骑车的仍然不少。比起开车或乘公交，骑车的好处是灵活机动。偶然瞥见新鲜事儿，能立马下车细瞅；忽然想去附近某个超市，车把一拐，就到了。高峰时，汽车排成望不到头的长龙。自行车则可自由穿梭，畅行无阻。这时候，骑车的心情，真是好极了。

骑车最大的优势是去几站远的地方。走路太慢，驾车刚跑几步就得找车位。骑车呢，车搁路边，办完事，骗腿上车，蹬不了几下就回来了。

春天骑车最让人快乐。北京漫长的冬天之后，骑在车上，沿途吐出青翠嫩芽的枝杈扑面而来，沐浴着融融春光，感受着勃勃生机，不论有什么烦心事，也会一扫而光，心情舒畅地在晴朗的蓝天下高高兴兴往前骑。

在北京街头，时或看见新奇式样的自行车。老远过来一辆——你挺纳闷，骑车人的位置怎么这么低啊？等过来细瞧，原来是斜躺着骑的，蹬子在前轮。据说，这种骑车姿势最省力。

有时能看见双人自行车，俩人一前一后同时骑，速度很快，背着鼓鼓囊囊的包儿，看来是骑车旅游的。

最近碰到一辆异常高大的自行车。骑车人“高高在上”，如同人群中踩高跷的。一边慢条斯理地骑，一边轻松自如地俯视四周，活像个绅士。让人想起“羊群里跑骆驼”这句俗话。奇怪啊:他是怎么上车的？

我对折叠自行车很感兴趣。同事小李买了一辆，虽说能折叠，但有点儿麻烦，分量也沉。

在报上看到，外国有种新式折叠自行车，车轮很小，跟旱冰鞋差不离儿，折叠后不过是几根并在一起的棍儿。这令我大开眼界。如果国内造出类似的可以轻轻提起、体积也小的自行车，那就太方便了。上班骑它到地铁站，折叠起来提溜着，出地铁再骑上。到办公室，折起来，往桌边一靠就得了。出门也方便啊，可以随意从乘公交或“打的”转换成骑车，那才叫自由出行呢！

总之，说到咱们北京，就不能不提起自行车，在汽车泛滥的今天，我还是留恋自行车轮上的那种宁静和自在。

走在礼士胡同发表于2008年3月23日《北京日报》。

从东四路口往南，不多远，有条向东的胡同，叫礼士胡同，是京都小有名气的里巷。

“礼士”二字让人想起“礼贤下士”这个成语，是很文雅的名称。其实，在明清时代，这里是贩卖驴骡的市场，叫“驴市胡同”。清季的《帝京舆图》上，就标示为“驴市胡同”。清朝《顺天府志》说：“驴市胡同亦称‘骡市’。”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骡子的交易仅次于驴。

直至清末宣统年间，这儿废除了牲口市场，人们才巧妙地依谐音改称之“礼士胡同”。

一百多年前，胡同里竖着一根根木桩，拴着驴啊骡啊的。卖者在一旁伫候，买者在牲畜间徘徊挑选。有人掰开驴嘴侧着脑袋观察牙口。有趣的是，跟现在的砍价方式截然不同，双方交易时或在袖子里或者大襟下“打哑谜”，用手指头耐心“对话”，磋商价钱。

路旁有钉铁掌的。打制铁掌的炉火旁，烧火的用力拉着风箱，火苗一蹿一蹿的。随着铁匠师傅锤子的起落，传来叮叮当当清脆的敲击声。墙根下还有摆摊给牲口瞧病的兽医，来回串游叫卖皮革制品的贩子……

今天的礼士胡同，是条幽深的巷子。胡同深处有浓郁的绿荫，两旁是灰色的墙壁和屋瓦。这儿以大宅子多而闻名，电视剧《大宅门》就是在路北129号清时武昌知府的豪宅拍摄的外景。

如果从胡同的一头溜达到另一头，边走边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胡同中部路北墙上十几块大幅清代砖雕。据说，如此精美的砖雕甚至在故宫都找不到呢！这是礼士胡同的一大特色。

在古都多如牛毛的街巷中，礼士胡同还有一个突出特色，就是长年开展“礼士胡同文化展”——

巷子东段礼士宾馆临街的栅栏墙上，悬挂着一长排彩色展板，有30来幅，每幅1米多高，长方形。常有过往行人驻足观赏。

“文化展”形象生动地揭示出闾里数百年的历史变迁。

“文化展”把一位位栖居于此的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俊杰推到人们面前：乾隆时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光绪年间的大学士敬信、“中国儿科之父”诸福棠、“中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毕毕德、摄影家黄翔……

“文化展”还向读者展示出当下巷中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自创歌曲比赛，合唱队歌咏活动，组织居民学英语，组建乐团演奏民乐，向外国友人介绍胡同文化……

诗人邵燕祥在《邵燕祥自述》中写到：“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他自幼生活于此，热爱京都。1949年10月，还不到20岁，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有名的长诗《歌唱北京城》。这首诗是借鉴北方鼓曲唱词的节律写的，洋溢着热爱京华之情。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特意用“歌唱北京城”来命名，以彰显热爱国都之心。

居住深巷的著名歌唱家李光曦，早在“文革”前就以演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松花江上》而蜚声华夏。他演唱的《延安颂》《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传遍大江南北。李光曦唱的《北京颂歌》更是声情并茂。当年我插队几年后回京，火车刚过丰台，列车广播忽然传出李光曦演唱的《北京颂歌》。高亢明亮、充满激情的歌声使我兴奋、激动，不觉站立起来侧耳倾听，想起“文革”以来在都城亲历的种种往事和离京后的遭际，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愈发思念老宅、亲人和同学，情难自已。此后，一直非常喜爱他唱的这首北京赞歌。不久前在胡同里偶遇李光曦，忙打招呼，虽是陌生人，他也微笑举手“哦”地回应。联想到“礼士胡同文化展”上他教群众唱歌的彩色照片，暗自喟叹李先生是位“人民歌唱家”。

曾经居住在礼士胡同的还有不少贤达之士。

清末军机大臣世续，乃慈禧股肱之臣。辛亥革命后，在诸大臣中首先表态赞成宣统逊位，并受命磋商优待条件。可谓识时务、知变通的官员。

毕毕德是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眼科进修，获博士学位。这么个精通英语的洋博士，竟打破多年传统，率先使用汉语授课，使许多欲赴协和进修的眼科医生如愿以偿。他确实是独具慧眼、敢于变通的专家。

郑洞国将军，毕业于黄埔一期，是抗日名将。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脱离国民党阵营。毛泽东特地电示东北局对郑将军“应给以礼遇”。他目睹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主动表示愿意参加祖国建设，受到周恩来嘉勉和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及家宴招待。完全可以说，是位顺应时代潮流、善于理性变通的将军。

这些都是胡同里先贤们留给后人的一份精神财富。

京城里的“冷”与“热”发表于2009年9月20日《北京日报》。

从明末到清初，北京经历了一场奇异的“冷”“热”骤变。

热热闹闹的京师，清兵入城后，倏地奇“冷”——熙来攘往的人流，仿佛一夜蒸发，大街小巷冷冷清清。

时或穿过街衢的，只有武夫、随军家属及身披袈裟的和尚。

庞大的都市连店铺也难寻觅，更不用说戏园子了。九门之内，“冷”得瘆人，也静得出奇。居民呢，被悉数迁出内城，直至乾隆时，街巷才悄然“回暖”。

明清以降，古都“冷”“热”之变最剧烈的，当属天安门广场。

自明代肇始，天安门广场是个南北狭长、东西逼仄的“凸”字形封闭区域，乃皇家“前院”，黎民严禁进入。

五百多年间，广场绵延着空旷寂寥，人迹罕至。到上世纪50年代，广场遽然升温，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人，金水桥畔摩肩接踵直至今日。而在新世纪的京城，又新添了十分有趣的“三冷三热”：

一是“城内冷，城外热”。

随着拆迁，一批又一批地道的“老北京”揖别世代祖居的老屋，搬到三环以外，内城变“冷”了；与此同时，九门之外的“京畿”“热”了起来。有人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大兴人口密度猛增了31个百分点！

二是“地上冷，地下热”。

公交车早已不再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售票员也不用下车拼力推人、关门了。山洪般的自行车潮久已是记忆中的“明日黄花”，地面变“冷”了。地下却持续增温，“热”了起来，地铁乘客激增。高峰时段，常上不去，只好等下趟。即使节假日，车厢里也满满当当。站在换乘站的传送带上，迎面走来的乘客犹如长安街的游行队伍。

三是“假日冷，平日热”。

双休日清晨，行人稀少，车辆疏落，一派宁静，跟工作日的车水马龙恰成鲜明对照。平时穿越没红绿灯的斑马线，要等许久，过路的聚多了，才相伴“硬”过；节假日清早，左右皆无车影，尽管像螃蟹一样彳亍横行。

我住在一条幽深的胡同里，小巷上演着饶有意趣的“热点跳动”：

几十年前，胡同里每天最“热”的地方是粮店，总排着手拎粮袋的居民，队挺长。改革开放后，粮店悄然隐没，最热的地方转移到卖大饼的窗口，老围着顾客，有民工，也有街坊。如今，大饼窗口的人群消失了，接踵而至的“热点”“窜入”几家餐馆。中午、傍晚饭点儿，食客满座，甚是火爆。售特色吃食的也特“热”，卖“山东大火烧”的铺子，烧饼酥脆松软，一天到晚买主盈门……

最近几年，京城“跳”出三种新兴的“热点”：

第一，“相亲热”。

公园的固定地点，每逢周日，征婚者成百上千。让人感慨万端的是，胸前挂着“自我简介”牌子来回游走的，或者像小贩一样“撂地”的，全是操心受累、两鬓如霜的父母，子女自己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此“热点”积年累月，热度不减。不论冬夏，也甭管多重要的节日，树林边照样黑压压一片。家长们徘徊着，企望着。

第二，“阅读热”。

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愈来愈“人满为患”。书架前净是手捧书册神情专注的读者。星期天，滚动的电梯上，站得密密匝匝，如江河流水，滚滚而来。有的书店的楼梯上，总是溜边坐着两行低头阅读的姑娘小伙儿。虽然年轻人是阅读的主力军，但徜徉“书林”的中老年前辈亦为数不少。

第三，“参观热”。

博物馆、展览馆、故居等，随便去一处，观览者皆络绎不绝。我惊奇地发现，美术馆购票的长队竟然延伸到东边路口，且向北拐。美术馆修建的时候，就住左近，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中国美术60年》展的大厅里，项背相望，摩肩接踵。

热点随着时代变迁：

幼小的时候，在胡同里玩儿，忽然听见胡同口响起呜哩哇啦的唢呐声，许多人争相观看。远远站在人群后，影影绰绰瞧见抬得老高的纸人纸马，在吹打声中迤逦走过。人们拥挤着踮脚引颈张望的样子，仍记忆犹新，但已成旧京陈迹。

新近去听一个知识报告，原以为听者寥寥，不料人头攒动，座无虚席，频见鹤发童颜的长者，“学习集会”渐成新时代的热点之一。

变迁似乎在加快。上世纪初叶，李大钊喟叹，人多车稠的北京大街，不光有20世纪的自行车、洋车、汽车，还有15世纪的骡车、马车、独轮车——热点中新旧混杂。

现今，不仅汽车遭遇新燃料车的挑战，自行车也被数量剧增的电动单车所排挤。新旧更替提速了。

容易忽略的是，新观念的确立和旧意识的淘汰，同样在快马加鞭。

干面胡同的动人故事发表于2010年3月1日《北京日报》。

东城区的禄米仓胡同，是明清贮存官粮的地方。运粮的大车打西边的胡同穿来穿去，面粉时或遗撒，风一刮到处都是，于是人们把西边那条胡同叫“干面胡同”。

干面胡同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明代，有位姑娘在胡同里摆摊卖烧饼。她的烧饼外焦里嫩、酥脆可口，顾客络绎不绝。

一天，当朝重臣石将军的儿子骑马路过干面胡同，望见一些人围着小摊儿买烧饼，便随意瞟了一眼，一瞥间意外惊艳，只见卖烧饼的姑娘窈窕俏丽、自然纯朴，不觉在马上扭头注视，直至看不见了方罢。

回到府里，公子越想越觉得“烧饼西施”姣好可爱，决意娶回立为侧室。于是打发媒人以重金相聘。

闺女父母收到聘礼，瞧着眼前大大小小的礼盒和沉甸甸白花花的银子，觉得入侯门做姨太太，怎么也比当终日操劳、粗食布衣的小摊儿老板娘强，就应承了。

女孩儿不干。她惦着外出谋生的情郎。

媒人贪图将军家许下的丰厚谢礼，满脸堆笑地三天两头登门，口吐莲花；父母满心希冀女儿嫁入福地，整日价苦口婆心劝说。

白天，姑娘不但要和面烙饼，受炉火炙烤、日晒风吹，还要面对父母的好言相劝和媒人的百般诱惑。深夜躺在床上，想到郎君的体贴和包围着自己的勒逼，辗转难眠，泪落湿枕。

石公子思谋，既然女孩儿父母已然允诺，早晚必成好事，拖也无妨，并不相强。事情就这样延宕下来。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权倾朝野的石大人因“图谋不轨”被皇上下了大狱，公子被斩，石家一败涂地。

少女松了口气，如释重负。

干面胡同的街坊们，纷纷夸这孩子有志气，不攀龙附凤；赞她忠贞，非“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势利眼；更为闺女有眼光——竟能看出势焰熏天的高官到头来风吹叶落、訇然倒台——而竖起拇指。

烧饼摊的生意更红火了。

当初，烧饼姑娘的父母是应许石家这门亲事的。丫头抗婚的同时，也违拗了二老心意，足见她有坚忍的自主意识。倘若依从父母，后果不堪设想。

有趣的是，在发生这个故事的年代，有篇小说，叫《宿香亭张浩遇鸳鸯》。说书生张浩和李小姐相悦，定下终身。后来张迫于长辈压力跟孙小姐订婚。李小姐闻听此事，挺身而出，果断赴衙门申诉，讲明张“忽背前约”是为“叔父所逼”，“实非本心”。官衙公断后，张、李历经磨难，终成伉俪。

今天漫步中山公园，值遇格言亭旁的“相亲会”。为女儿择婿的父母胸前牌子上的“条件”里，开列了一条条“硬杠子”，有的苛刻“条件”令我哑然失笑，例如，身高必须一百几十几厘米以上。

不由想，干面胡同里烧饼姑娘的动人故事，虽然已经流传几百年了，跌宕起伏的情节所蕴涵的真谛，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儿女的父母依旧存在，无视孩子对婚姻的自主意识和自我感受的做派并未完全退出里巷生活的舞台。

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菽园杂记》中。民初京城三大变发表于2010年7月5日《北京日报》。

民国初年北京城发生了若干变化，就内城而言，比较突出的有三大变化。这些嬗变改换了明清两朝的古都旧貌，成为京华城郭向新时代演进的萌芽。

第一个变化是“拆除皇城，打开禁区”。清代皇城严重阻碍着内城交通，一般人穿行东西城，只准从地安门以北和大清门以南绕道而行。这种一城之中东西部间惊人的隔绝状况，现在的北京人很难想象！过去，语言学者曾描述了东城人跟西城人说话的差异，毫无疑问，话语差别缘于纵贯南北的皇城所造成的“崇山峻岭”般的阻隔。

《北京通史》记载：“1913年，首先开辟了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神武门与景山之间也允许市民通过，从而打通了紫禁城南北的东西两条交通干线。其后，又拆除了中华门内的东西千米廊及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两侧的宫墙，并先后开辟南池子、南河沿、南长街、灰厂、翠花胡同、宽街、厂桥、五龙亭等处的皇城便门。1923年决定陆续拆除皇城城墙，至1926年仅存太庙以西天安门至北新华街的一段。为了打通西南部外城与内城的交通，1924年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城门名兴华门，后改称和平门。在此期间，还拆除了一些牌楼。至30年代初，北京城内东、西、南、北地区之间的交通，均已贯通。”

第二个变化是“正阳门的改建”。正阳门即“前门”，是北京举世闻名的地标之一。清代，要从正阳门出城，必须经过瓮城的东、西两个门洞。“1900年铁路通车到京，在正阳门箭楼两侧建火车站，交通日益拥挤。民国初年，作为交通枢纽的正阳门虽有三座门洞，但出入总汇于中部，经常阻塞。”于是，“1914年，在内务、交通总长朱启钤主持下，拆除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在月墙与城墙东西交接处，各辟二门，并将月墙基址改筑马路，从而改善了内外城之间的交通”。

第三个变化是京城陆续出现一批西洋建筑。清末北京已出现了若干洋楼，例如陆军部衙门是西洋式建筑，位于张自忠路3号，后来成为段祺瑞执政府的驻地。

再如东交民巷地区，清末至民初，修建了百座以上大小洋楼。

民国初年城里继续兴建洋楼。例如盖了宣武门内西大街的“国会大礼堂”、邮政管理总局办公楼、北京大学红楼、辅仁大学中西合璧的教学楼等。散在于民宅中的小洋楼就更多了。在京都的大街两侧，常瞥见形形色色的西洋楼宇。例如行走在朝内南小街、内务部街时，能看到掩映于民居中的小巧玲珑、别具一格的洋楼。民初兴修的西式建筑，给古城增添了新潮的“靓妆”。

枣树发表于1999年8月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