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驱精神形成的土壤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二、近代工业的发祥之地

三、先进思想的荟萃之地

第二章  先进思想的“盗火者”精神

一、欧洲星火燎原中华大地

二、高举火把的《新青年》

三、“盗火者”在黑暗中前行

四、点燃火种——《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五、光明使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章  工人运动的“领头羊”精神

一、上海工人以非凡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二、在先进政党的引领下走在时代前列

三、在五卅反帝斗争中冲锋在前

四、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第四章  改写历史的首创精神

一、十个“第一”是首创精神的有力说明

二、不朽的“石库门”是首创精神的永久见证

三、第一次“握手”是首创精神的重要展现

第五章  忠于信仰的献身精神

一、隐蔽战线的功臣是为革命献身的典范

二、共产党人坚贞不屈源于对信仰的忠诚

第六章  文化堡垒的坚守精神

一、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

二、发挥笔杆子的革命精神威力

三、发挥荧幕的革命斗争作用

四、把新闻出版变成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

五、思想理论战线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

第七章  开拓进取引领航程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二、发扬解放思想和创新精神

三、弘扬勇于担当和奉献精神

四、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五、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总序

王炳林

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同时铸就了具有丰富时代内涵和民族特征的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革命精神，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整合高校优势资源，建设革命精神研究教育宣传的阵地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智库，2013年7月，教育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合作共建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下简称“研究中心”）。经过评审，在复旦大学、嘉兴学院、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八所高校设立首批研究基地，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共同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的研究联盟。

“研究中心”成立以来，通过基地年度重大项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引导各研究基地发挥地域优势和研究特色，结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入开展中共党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资源相关问题研究，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年度重大历史节点，每年组织一次高校党史教育论坛，汇聚高校党史研究教育工作者，围绕党史重大历史事件、党史学科建设、红色文化育人等开展研讨交流；推动加强高校智库建设，组织各研究基地撰写咨询报告，形成了《治国理政》等有较大影响的系列咨询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2013年7月至2015年1月，“研究中心”组织八个高校研究基地围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开展研究，编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篇）》，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进行了专题研究。

为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教育、宣传和普及，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下简称“系列读本”）的编写出版工作。“系列读本”着重研究和解决三方面问题。

第一，准确阐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造就各种崇高革命精神的文明史。认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涵，至少要把握好三个关系：

一是从精神主体上把握好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既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人民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必然也是革命精神的主体。

二是从时间范畴上把握好革命与建设、改革的关系。无论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来看，都可以明确“革命”是对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等多个阶段的90多年历史实践的总体概括。建设和改革都是革命的延续，是宏观意义“革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建设还是在改革过程中涌现的精神，都可以称之为“革命精神”。

三是从宏观上把握好革命精神整体与具体精神形态个体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各个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一个整体，它由若干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组成。每个革命精神形态又自成体系，有自身产生的历史条件、时空背景，有明确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尊重各个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之间的差异，发挥不同革命精神形态在不同时期面向不同群体的激励作用，又要加强整体研究，使多姿多彩的各个精神形态共同构成革命精神的壮丽画卷，丰富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

第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条件。

任何精神形态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必然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与文化，并吸收和借鉴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形成。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根本上来源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属于认识范畴，属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其最根本、最原始的来源，只能是革命实践。没有真实具体的革命实践，就不可能形成内涵丰富和形象生动的革命精神。革命实践是革命精神发展的动力。革命精神的产生、发展离不开革命实践提供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革命精神推动革命实践发展。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来源于革命实践，其长期存在的根本价值也在于能够促进革命实践的发展。

革命实践与革命精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开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时要高度重视史实研究，尤其要重视开展党领导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研究，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史料，准确判断历史形势和把握历史脉络，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讲出历史的所以然，这样才能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厚重感。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伴随革命实践一路走来的革命精神，从孕育、形成到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含的核心要素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革命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坚定的理想信念”，就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信仰的确立来自于理论的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并树立了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载《人民日报》，2012-11-19。

无论是哪个时期，无论侧重哪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都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精神思想层面的生动体现。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升华。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观念，继承和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就爱国主义而言，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许多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和抗击外敌、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到了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危难境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反对封建统治者和买办官僚资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谱写了爱国主义新篇章。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领导者，也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吸收和借鉴了世界文明优秀成果。革命实践要成功，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新知识”。1910年，17岁的毛泽东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事迹后，对同学萧植蕃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很多革命家选择走出国门，前往异国他乡，直接感受和学习国外积极思想文化成果。在国外学习和吸收的新思想、新理论，所见所闻的文明成果，对早期革命家确立信仰、选择道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使他们能用宽广的眼界和胸襟观察和把握世界发展局势，对中国革命实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为我所用。1956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向外国学习”，并要求“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6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可以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融合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

第三，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时代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对于推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这些革命精神将继续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伴随着党的建设一路走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的代名词，同时也成为忠于理想、勇于牺牲等革命精神的代名词。党创造和孕育了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又将在新时代下丰富和滋养党的建设。革命精神的弘扬与继承，将对党员产生重要的感召、引领、示范、激励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营造文化氛围，提供精神支撑。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能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营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加具有震撼人心、塑造灵魂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所蕴含的精神要素，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当下，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引导和精神鼓舞作用。同时，这些精神要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用这种精神来搞经济，就会有干劲、有士气；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干部，有利于避免挥霍奢靡之风；用这种精神来教育青年，能养成勤俭节约、奋发向上的好习惯。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教材。革命精神内涵丰富，既有忠于理想、勇于牺牲的理想信念，有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服务意识，也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品格，还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秀品质。革命精神载体多样，在博物馆、历史纪念馆中既有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也有活泼生动的历史细节，还有激进悲壮的革命情怀。用这些革命精神资源对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寓教于游、寓学于乐，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阅读或参观游览中，不知不觉、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和熏陶，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系列读本”力图呈现以下特点：

坚持学术性。坚持将革命精神作为一个专门的科学问题，全面、立体、深入、规范地开展研究。注重强化学理支撑，深入挖掘与革命精神相关的事件、人物，坚持论从史出，注重史料的真实与全面，注重论述的客观与严谨，注重表述的规范和准确。

突出时代性。把革命精神放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背景中，深刻揭示革命精神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等方面发挥的借鉴、鼓舞和激励作用，全面阐释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注重可读性。采用通俗化的语言，把讲故事与讲道理结合起来，有案例、有分析，说理透彻、深入浅出。形式活泼新颖、图文并茂，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努力做到学术的严谨性、史实的准确性、表达的通俗性三者的有机统一。

编写“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是“研究中心”开展中共党史、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教育宣传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一份献礼，希望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也希望有更多专家学者加入进来，共同推动革命精神研究教育宣传事业迈向更高台阶。

第一章先驱精神形成的土壤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圣地齐卫平：《上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圣地》，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9）。。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和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先驱精神，它以先进的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以不惮前驱为特征，以发挥“领头羊”作用的先锋精神、改写历史的首创精神、忠于信仰的坚守精神为基本内容杨河主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上海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它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祥之地，是经济和文化领先发展的中心。上海的生产力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工人阶级的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先进思想的传播，革命力量的汇集，这些都是先驱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时代呼唤新的社会力量时，历史终于选择了上海。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先驱精神产生于上海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上海地处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段，襟江带海，具有优良的港湾和宜航的河道，外可以连通五大洲、四大洋，内经长江水系可以直达中国内地。水陆交通发达，邮政电讯快速，习称“江海通津，东南都会”。

上海开埠前已开辟北洋、南洋、长江、运河等四条重要航线。由于对外贸易的推动，19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一方面，西方工业产品经由上海，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腹地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生产的农副产品、矿产资源等也可途经上海转口欧美市场。中西交通的远洋航线从上海延伸拓展，使上海成为东方最大都市。

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域深广，拥有众多的城镇及人口，物产丰富，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最繁荣富庶的地区。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丝、茶等，大多盛产于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是上海成为近代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

至19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经初步发展成为特大型城市，成为集工业、商业、金融、房产业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便利的交通设施，迅捷的信息传递，发达的工商贸易，充盈的金融资产，繁盛的房屋买卖租赁，新奇的市容风貌，吸引着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人们涌入这座城市，寻求发展的机遇。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先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肥沃土壤。

二、近代工业的发祥之地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祥之地，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出现在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的企业中，而上海是不平等条约下最早5个通商的口岸之一。在外商经营的船厂、纱厂、烟厂及电灯、电车、自来水等企业中，诞生了中国最早一代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洋务运动中，清朝官僚在上海陆续兴办了江南制造局、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机构，民间资本自主经营的机器印刷厂、面粉厂等也陆续创办，在这些企业中又涌现出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19世纪末，中国产业工人总数10多万，其力量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微不足道。辛亥革命前后，全国产业工人总数达到了90万人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战争牵制，暂时减少了对外资本和商品的输出，中国民族工业趁机获得了长足发展。1919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总数已达200万人左右，加上其他非产业工人，已经超过2000万，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上海是全国各地工人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随着上海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至1920年，上海有纺织、丝织、机器、卷烟等工厂工人231458人，手工业工人212833人，运输业工人116250人，共计56万余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4。20多万产业工人中，在500人以上大厂做工的有15万人，集中程度很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在中外企业中，工人在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每天工作一般在12小时，有的长达16小时，而微薄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还遭受资本家、工头的打骂、欺侮。在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工人阶级为了生存，求得做人的权利而奋起抗争。

上海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1859年，上海码头工人反对西方海盗掠夺华工的斗争，揭开了工人斗争的序幕。1862年3月，上海茶叶包装工人为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同年8月，洗衣房工人为提高工价而开展斗争。1868年10月，上海英资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的罢工，是有文字记载的产业工人最早的一次经济斗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据统计，从1879年到1894年，上海工人罢工次数为9次，1895年到1913年为70多次，1914年到1919年为85次，次数增多，规模扩大。1911年8月，4家丝厂女工2000人举行同盟罢工。1915年，上海人力车夫联合罢工，有2万多人参加。1919年，上海三新纱厂工人罢工，有8000多人参加。但这些工人斗争多数以经济要求为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在斗争实践中，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需要组织一个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政党来领导斗争。上海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和在五四运动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做了必要的准备，也使先驱精神的形成有了坚强的阶级基础。

三、先进思想的荟萃之地

万里长江，从高山发源，一路容纳百川，奔流向东，融入茫茫大海。这种浩瀚的精神也深深注入了位于入海口岸的上海。

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的工业、经济中心，也是政治、文化中心，交通发达，信息灵通，财力雄厚，人才荟萃，因此，上海既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革命志士活动之基地。从响应太平天国的小刀会，到1903年至1904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都是从上海开展起来而影响全国的。辛亥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国内重要的指挥据点，秋瑾、邹容、孙中山等志士，都在上海留下革命的足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遭到大规模逮捕，运动面临被扼杀的局面。危急关头，上海工人阶级首先在全国举行政治大罢工，声援北京被捕的爱国学生，明确表示“工界为劳动之神圣，万不可自弃其价值。”上海工人通过政治大罢工影响了当权者的内外政策，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对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上海工人罢工后不久，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上海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工人队伍的壮大，客观上需要革命理论指导斗争。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等在上海的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率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上，深入工厂和工人之中进行调查，向工人宣传先进思想和进步理论，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扎实思想基础。

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文化的最大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多半先传入上海，然后传播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上海也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桥头堡。早在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理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

在此以后，几乎所有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都会谈及马克思及其思想。十月革命前，一批留日学生成为大量翻译、传播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但由于种种技术上的原因，这些译著绝大多数是拿回国内发表的，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在与日本仅一海之遥的上海出版的。比如，当时上海的广智书局、作新社等，本身就是留日学生或与在日本的同道携手创办的，并且一度专以出版日译书籍为业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29-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上海各报即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俄国又革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紧接着，1918年，欧洲大陆卷起社会主义赤潮的消息、布尔什维克政权逐步稳固的消息，源源不断地登陆上海，再经由上海传到各大城市。十月革命迅速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进入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后，大批先进人物纷纷汇集上海，他们创办和出版许多报纸杂志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积极介绍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先锋作用的《新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他重要刊物还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少年世界》、《湘江评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等。它们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建党理论。

这批先进分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热烈的爱国情怀，大多数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也感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中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使他们产生了对民主与科学的强烈的渴望，期盼着新文化的诞生。在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上海盛兴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以及陈独秀等有巨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受到苏俄人员的看重和高度评价。他们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多次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书刊出版的最大中心。”“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大本营”，“上海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出版300多种书刊（报纸、杂志和书籍），均为社会主义性质。”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19、22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这些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工人运动的理论，不能停留在书斋里高谈阔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有了必要的基础，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使先驱精神的形成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