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自我告白

 我想有一个家

 不能泯灭的记忆

 蹉跎岁月

 再回泥涂

 林花谢了春红

 六十感怀

 退休真好

 生死之间

 学车记

 装修记

第二辑  真爱无言

 我的老家

 家乡的溪流

 我的父亲

 母亲

 家有贤妻

 女儿，我想对你说

 你若安康，便是晴天

 难忘承惠

 善哉善云

 但 愿人长久

第三辑  人在旅途

 兰花开了

 看海去

 浓浓兰州情

 雾游三清山

 台湾行

 初识喀什

 大美泸沽湖

 行走无疆

 人有病，天知否

 优雅的老去，尊严的死去

第四辑  读书悟得

 我与书

 诗——生活的牧歌

 读懂蘩漪

 重读《荷花淀》

 一钩新月天如水

 人生应该如此

 浮生如梦欢几何

 秋之歌

 寂寞是清福

  雅致的幽默

第五辑  感受经典

 性本爱田园

 白园谒诗翁

 馨满陋室

 不到潇湘岂有诗

 一江春水亦风流

 一代宗臣范仲淹

 千年醉翁亭

 赤壁怀东坡

 明文第一归有光

 爱读诗书又恋花

第六辑  走近名人

 千秋太史公

 丹心照汗青

 千里访三苏

 我自横刀向天笑

 难以忘却的柔石

 出自寒门的大师

 芝兰玉树梅兰芳

 此生留待后人说

 永远的巴金

 是非自有真理在

写作的乐趣（代后记）  

第一辑自我告白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在这片土地上，我爱过、恨过、笑过、哭过；我希冀过、绝望过、迷惘过、失落过，不管怎样，这里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足迹、我的汗水、我的奋斗！那时，我和我的同伴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识青年。

我想有一个家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

有人把家比作避风港，这是最恰当不过了。人的一生犹如一艘与惊涛骇浪搏击行驶的小船，充满危险和艰难，时不时地需要在这安全、宁静的港湾——家中，躲避一下风雨，放松一下身心，调理一下情绪，积蓄一下力量。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工作压力无形增大，再加上人事纷争，关系处理，人活地真累。正是由于活得累，人更需要在一个温馨、自在、独处的港湾里泊靠、休整，这个港湾就是家。在家中就如漫步在朱自清先生笔下笼罩着月色的荷塘边，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说，又什么都可以不说。有家真好。

在家里，恢复了“本色”的自己，用不着刻意“装扮”自己。你想哭，就哭出泪；你想笑，就笑出声；你可以手舞足蹈，你也可以板起脸孔，一切都是本性自然地流露。在单位里，你若整日板起脸孔，领导和同事一定会说你缺少“亲和力”，办事者一定会说你“摆架子”，因此，你必须笑容可掬，即使心有不快，也必须强作欢颜。在家里则不同了，你可以整日板着脸孔，只要觉得这是一种最自在最舒服的表情。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言：“最漂亮的交际家，巧言令色之徒，回到自己家里，或房间里，甚或眠床里，也许要用双手揉一揉脸孔，恢复颜面上的表情筋肉的疲劳，然后板着脸孔皱着眉头回想日间的事，考虑明日的战略。可知无论何人，交际应酬中的脸孔多少总有些不自然，其表情筋肉多少总有些儿吃力。最自然、最舒服的，只有板着脸孔独居的时候。”在家真好。

然而，家的概念，对于参加工作之前的我来说，是不清晰，不理解，缺少感觉的。我从小跟祖母在一起，在城里念小学时，都是租人家的房子居住，租来租去，印象当中，经常搬“家”。后来祖母回乡下了，我就没有“家”了。我是在新河中学读完初高中，住在父亲（他在新中当教师）的寝室里，这就是我的“家”。星期天，父亲经常要我跟他回老家看望祖母。后来，父亲在老家分得一间房子，总算有了一份祖上传下来的家产。祖母过世后，我就很少回老家了。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农村插队。回想插队“绣地球”的日子里，居住的地方，起先是大队的养蚕场，独自与五保户瞎眼婆为邻伴。耐不住冷清、寂寞和孤独，再是搬到大队小学的灶间，尽管床板几乎就要挨着锅灶，毕竟与同来的“插友”在一起，热闹一些。最后又搬到大队医疗诊室后面的一间没有窗户看似仓库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四年。

劳动生活是艰苦的。“双夏”期间，白天冒着酷热，挑着沉重的稻谷担走在泥滑狭窄的田埂上；晚上借着月光，还要忙着去收晒用来烧饭的稻秸。台风季节，更是没日没夜地运泥筑塘，累得自己几近瘫倒在塘坝上。父母因有自己的工作，极少来看我，我也很少回家。那时，年少气盛，一心想以出色的表现来换取光明的前途，家不家的，没个概念。知识青年，四海为家嘛。

师专毕业，分配工作，进了机关。自己年纪且已不轻，恋爱结婚，总算有了个小家。按理说：立业成家，立业是在成家之前，也就是先立业后成家。可我是业未立家已成，只好在成家之后再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对住房则不奢望，有个地方安顿就是了。不久，爱人单位里进行房改，能分到一套面积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结构不甚合理（没有卫生间）且外表破旧（楼顶还是水泥桁条和薄板）的住房，已很是感激了。相信斯是陋室，惟吾德謦。一个充满安详、宁静氛围的家，虽不富丽堂皇，也是其乐融融也。

随着年岁的增大，阅历的丰富，不知怎的，对家已越来越依恋，越来越看重了。一个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最后的归属就是家，在家里，要度过人的余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把家搬弄的舒服、安适一点，装修的清爽、大气一点，这原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开始追求生活的享受和质量。

经过十多年的同甘共苦，我和妻终于买下了一套一百三十六平方米的商品房，房屋的质量和朝向，所处的楼层和地段都还不错。经过专门的设计，精心的装饰，2000年5月，终于顺利地搬进了新家。新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不要说那整个套房宽敞、明亮、通风；不要说那客厅、卧室、书房、卫生间、餐厅、厨房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使用方便；不要说那妻子整日里忙碌着打扫、擦洗，门窗、橱柜、地板被擦得一尘不染，发亮如镜；就说那人一进入房间，精神便为之一振，顿时疲劳消除，烦恼消失，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绅士”，高贵了许多。新家的感觉真好。

家，应该是孩子心灵的港湾。一位儿童心理学家说得好：如果我们爱孩子，那么就尽心尽意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宽容和鼓励的家庭环境，即使孩子在外面竞争得满身是伤，还可以回到温暖的家，有父母为他（她）疗伤，鼓励他（她）再次站起来，走向新的战场。女儿生于1984年5月，我们夫妻俩都在单位上班，她不满三周岁就被送进了幼儿园，为了她的健康成长和学习进步，我们没少化心思和力气。当她考试考得不好时，总是帮她查找原因，分析利弊，给她以信心，鼓励她下次再考好。首次参加高考失利，也以宽容心对待她，给她以力量和勇气，复读一年，终于考上省内一所较为理想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又鼓励她出国留学。2008年8月，她在取得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国际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到家乡，就职于当地旅游局，可谓专业对口，学有所用。

我与妻组成家庭就要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尽心尽力教育培养了女儿，使她有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开始自己的事业；二是依靠亲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杭城下城区买下一套商品房；三是由于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本人于2010年10月出版了一本游记散文集《文化寻旅》，了却了多年出书的心愿。有了家，才有了这三件大事，吾生知足矣！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

不能泯灭的记忆

记得我还是六七岁时，有一次由祖母带着，去看望在新河中学教书的父亲。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带有洋气的学府，看着大哥哥大姐姐神气地挎着书包走向教室，一种钦佩之情和羡慕之意油然而生，心想，我将来能在这所学校念书该多好。这次见着了父亲，他送我一只讲义夹和几支彩色铅笔，我高兴坏了，俨然已成为一名新中的学生，尽管我那时还不到读小学的年龄。

我是在方城小学读的小学（说到方城小学，我至今仍感谢她给我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一是普通话，二是写作，三是阅读），小学毕业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是“唯成份论”，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自然是“榜”上无名——不能继续念中学的。幸亏父亲在新中任教，借了这点“光”，我进了新中。“祸兮福所倚”。我进不了温岭中学，倒进了我少时曾向往的新河中学。

新中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美好的。1969年春季的某日，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再一次走进新中的校门，被插入初一的最后一班。初来乍到的我，对新中的一切都感到是那样的新奇。新中称老师为“先生”，这是她的传统，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新中的校舍在我的眼里是很美的，每幢楼都有一个包含人文意味或富有时代特征的名字，如“解放楼”、“跃进楼”、“民主楼”、“授智楼”、“青年村”、“求是馆”、“明德堂”等。当然，新中校园标志性的景观就是锦鸡山上的文笔塔，这座建于明代的宝塔始终护佑着新中文运天开，学脉延绵。能在如此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景色秀丽的学校学习，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

初中两年，一晃而过。那时教材都是临时编的，语文课上的是毛主席诗词和语录，物理课学的是手扶拖拉机的构造和修理。再加上学工学农，还要上山挖“防空洞”，实际上课时间很少，学到的系统的知识更是少而又少。没有升学和考试的压力，学习是轻松的，这倒使我看了不少的课外书，如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浩然的小说《艳阳天》，还有如前苏联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尽管我作为教师子女可以直接进入校图书馆借书，但那时可借的好的图书不多，许多著名作家写的小说都被列为“毒草”封存在那里。

高中两年，收获颇多。我上的高中，是新中恢复高中的首届，这一届一共招了四个班级，每班64名学生。由于是首届，学校特别重视，配备了阵容强大的师资。我所在班级的正班主任是梅其昌先生，他教数学是有名气的，而且他亦精通文史和中草药。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每次上数学课前，总要在黑板的右面竖写上一首古诗，然后作简要的解释。一次他抄写的唐代诗人章碣作的《焚书坑》一诗：“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这首诗讥讽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现在想想，“文化大革命”不也是“焚书坑儒”吗？不知道梅先生抄写这首诗的用意何在，也许是巧合吧。

梅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不仅要求学习要好，而且要求劳动必须要到。他十分喜欢中草药种植，在校园里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少的“百草园”。他还办了个小工场，把草药制作成针剂，于是要求班级每个同学都要定时轮流参加工场劳动。有一次我未参加劳动，被梅先生发现了，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并补了劳动，算是惩罚吧。但也教育了我，凡事都不能偷懒、取巧。

由于自己语文功底较好，故十分喜爱上语文课。高二时教我们班语文的是朱纪元先生，这是一位知识渊博、态度和蔼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在他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下，我的语文成绩名列班级前几名，并且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开始试着写诗和小说，记得写了篇小说《琴声》，还寄给了县文化馆，这无疑对我以后迷上写作一直坚持至今很有关系。高中毕业后，黄岩金清中学来新中找一位代课老师，学校推荐了我，我去该校代了一个学期的语文课，也许还行吧，临回前该校举行茶话会欢送我，全校教师都参加，使我受宠若惊。以后的日子里，我插队农村接受再教育，生活很苦，干活很累，但我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也许有一定的语文基础吧，恢复高考后，我终于考上了台州师专（现台州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后又进了县（市）级政府部门，写材料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往事如烟，岁月如流。我从新河中学高中毕业已整整三十四年了，而今早已进入了“知天命”之年。但现在回忆起在新中四年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念记起新中锦绣校园的一草一木，仍历历在目。教过我书的梅其昌先生和朱纪元先生早已作古，我的父亲——靠他我才得以进入新中——谢世也有三年了。斯人逝矣，师德存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感谢新中，教育了我，她给我的教益足使我受用终身。

蹉跎岁月

1973年12月23日，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和三十三位“插友”一起，带着铺盖锅盆和蓑衣锄头，乘着汽船，来到横河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张氏庄园。尔后，我们四人（两男两女）由父母陪着，跟随着来迎接我们插队落户所在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沈，前往泥涂大队。泥涂离公社所在地还有十几里路，我挑着箱子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以致后来，越挑越重，肩头酸痛，汗水淋漓，我想，这大概是对我开始过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炼狱”般生活的“下马威”吧！

由于新建的“知青房”都住满了，一起来的两个女知青被照顾住在大队小学唯一一间空余的宿舍里。而我们两位男知青却就惨了，被安排住在“坝头”——因泥涂实际上是一个围海筑坝而成的鸭蛋形村落，横贯南北有一条大路，路的北端连接着一条塘坝，过去就是黄岩县（现属路桥区）的金清街；路的南端连接着渡口，摆船过去可去新街、镇海以及东片农场等，“坝头”就靠近渡口——大队养蚕房里。送我来的父亲走了，另一位男“插友”因要参加县里的运动会也走了，瞬时，本来就地处偏僻冷清的养蚕房里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我！耐不住寂寞和孤独，我试图寻找一个能说说话的人，我终于发现东头一间房里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五保户”瞎眼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只不过我与瞎眼婆之间除了可怜、同情以外实在是无话可谈。

夜晚，我吹灭了油灯，一个人躺在床上，屋里一片漆黑（没有窗户，看不见外面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不知因害怕还是因忧愁，久久睡不着觉，想得很多很多。对于下乡插队劳动生活的艰苦，我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还是对艰苦性估计不足。为了前途和命运，既然来了，我想，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努力克服困难，先闯过生活第一关。不久，在自己的要求下，我搬到了大队小学的灶间（床板几乎挨着锅灶）；以后，又搬迁到大队医疗室后面的库房（隔墙就是小学的茅坑），虽然住的地方差得不能再差了，但与诸多“插友”在一起，也能说说话。人需要集体的温暖，就怕孤单啊！

插队泥涂的第二天，我就去八队劳动了。八队是大队最后也是最小的生产队。由于劳动力少，农活多，因此一年到头，除非刮台风、下雪、逢年过节等特殊情况，基本上都有活干。开春后，关田、育秧、插秧、摸田、施肥、治虫。进入酷暑，便是紧张的夏收夏种，一边要抢收，一边又要抢种。常常是天微亮就起来拔秧，吃过早饭下田割稻，吃了中饭稍微休息一下，又开始插秧，一直插到天黑看不见为止，收工了还要去收晒分来的稻秸。秋收时节，不那么紧迫，但除了收割，还要开沟、种草、化灰、撒猪粪。到了冬季，田里的活是不干了，然而更累的活是挑河泥、筑塘坝。只有临近春节，才能回家休息几天。说实在，平时我很少回家，一是父母都在学校教书，无家可回；二是我年少气盛，一心只想以积极劳动和出色表现来换取光明的前途，譬如推荐上大学、招工什么的。

那时，我才二十岁，正当青年，充满激情和力量，干什么活，都能下力气，从没有偷懒、取巧的念头。夏收夏种，我挑着一二百斤重的稻谷担，一步一滑，踉踉跄跄走在泥滑的小田埂上，咬紧牙关，坚持挑到打谷场。插秧时节，我跟着大伙，背朝天面向土，弯着腰，左手拿秧苗，右手插入土，一行九株，左三中三右三，双脚踏在两三之间，倒着向后退。插慢了可不行，要防止左右两旁的人故意作弄你，把你“关”在里面。起码你要跟上人家的速度，因此插到田埂边，我的腰酸得怎么也挺立不起来。冬天筑塘，在凛冽的寒风中，大伙排出一溜长排，从塘底往坝上传泥。硕大的泥块，无论有多重，你都要用双手托住，再上传到下一位人手中。一个时辰下来，我的双手就麻木、僵硬了，没有一点知觉，只是机械地在托传着。“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我学会了耘田、插秧、打稻、捻泥、车水、喷药等一整套农活，差不多抵得上一个壮男劳力了。队里评工分，满分十分，我最后拿到九分半。

劳动是繁重的，生活是清苦的，可我们也有开心快乐的时候。白天干完活，夜晚借着月光，我与另一位男“插友”打打羽毛球，或跳入河中“狗爬式”游一下泳。下雨天，不干活，我们聚在一起打打牌唱唱歌。卖粮回来，小队里烧猪肉饭“会餐”，大伙“肚饱眼不饱”，吃了一碗又一碗。还有快乐的事情就是在大队小学操场上放“露天电影”了，我们往往会叫上隔壁大队的“插友”一起来观看，当然少不了晚饭招待。另外就是在邮寄来的《温岭文艺》上看到有自己写得诗歌，那高兴和激动就甭提了。最为快乐轻松的日子，当数公社组织文艺宣传队，我们这帮被称为富有“艺术细胞”的知青，集合在一起，自编自排，下到每个大队轮回演出。尽管我们的节目并不怎么样，但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特别在农村，只要有演出（不管什么演出），总是热闹得很。去演出还有饭招待，我们巴不得这样的日子能长一些。

出于朴实、天真的想法，我一直认为自己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只要劳动好表现好，会有被推荐上大学或招工的机会，不是经常宣传“出身不由自己选择，前途要由自己把握”吗？然而，我的想法被无情的现实粉碎了。插队两年半了，看着身边的同伴走了一个又一个，我失望了，迷惘了，伤心了！这样劳动的日子什么时候有个头？现实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了，恰好这时，黄岩新桥中学来母校新河中学寻要民办教师，父亲知道后推荐了我。去还是不去？我犹豫不决。经不住父亲的再三动员，1976年9月，我离开泥涂去新桥中学教书了。但不甘心就这么前功尽弃当一名民办教师，只教了一个学期，我又回到熟悉的泥涂劳动了。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历史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1977年“高考”恢复后，一下子参加复习迎考的“老三届”和“新五届”知青很多。我高中毕业已整四年，所学课程内容基本上已忘光了（实际上高中两年学到的内容也很少），复习起来难度很大，加上时间仓促，准备不足，首次参加高考过了普选关后，正式考试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当时沮丧、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痛定思痛，立志发愤。1978年上半年，我住在新河中学父亲的宿舍里，白天听课，晚上自习，早上起来背记，效果很佳。在精心的准备下，第二次参加高考成绩可以，被录取在台州师专（现台州学院）中文专业，这也是我喜欢的专业。我终于离开泥涂，结束了插队劳动的生活。

离开泥涂已整整三十八年了，我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为两鬓发白的准老年了。三十八年来，插队劳动的生活无时不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它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我永远无法忘却。而且，只要想起这段生活，我就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在这片土地上，我爱过、恨过、笑过、哭过；我希冀过、绝望过、迷惘过、失落过，不管怎样，这里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足迹、我的汗水、我的奋斗！那时，我和我的同伴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识青年。“‘知识青年’，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字眼，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蹉跎岁月里，是我们用汗水和眼泪，期待和希冀，探索和追求充实起来的。”（叶辛《我和〈蹉跎岁月〉》）我会永远记住自己曾是一名知识青年！

再回泥涂

弹指之间，已整四十年。在我下乡插队泥涂四十年之际，我与妻再次回到了我生命记忆中这一魂牵梦萦永远难以忘却之地。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稚气未脱的年轻小伙，凭着一腔热血插队劳动，过着与农民同样的自食其力的生活。“面朝泥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一年，年底分红扣除口粮钱，所剩无几，平日如不向家里要钱，断然养不了自己。为了前途，希望有朝一日能被“推荐”上大学或招工，最苦最累，我也默默坚持着。尤其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可教育好的子女”，要有比一般知青更好的表现，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现实往往并不是我想象般的美好。

除了1991年因好友妙德嫁女、1997年其儿子结婚匆匆回过泥涂二次外，这是我第三次回泥涂。“近乡情更怯”。尽管我努力控制着情绪，但还是难抑激动和感慨。在妙德的陪同下，我与妻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沿着村里的水泥大路走了一圈。来到位于村中央的村部，看着眼前新建的楼房、平整的水泥地、漂亮的花坛、各式各样的健身器具，我无法想象当年这里是低矮的小学老屋和知青石板房，还有房屋前泥土操场和后面的菜地。我仔细寻找着遗迹，唯一留存下来的是一段小河和几棵苦楝树。我不无遗憾，原想我曾居住过的没有窗户的仓库屋还在，好叫妻子看一看。但再一想时间过去了几十年，那有亘古不变的道理，破旧才能立新嘛！

我们来到新港渡口。由于金清新闸东移，原先海水潮涨潮退的金清港变成了内河，河水灌满堤岸，挨挨挤挤停泊着大大小小新造的轮船和休整的渔船。渡口还在，只是因陆路交通发达而停止摆渡了。我寻找着来泥涂最先住过的那几间大队养蚕房，已荡然无存，替代的是一长排新建的高层民房。一路上，碰到几位年长者，似乎还认得我，年纪轻者，只能听说过我的名字，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插队泥涂接受再教育的四年多，在我人生经历中是极其难得的。虽然荒废了青春大好的学习时光，但从一个人成长的长远角度看，接触了低层农民，体验了农村生活，经受了锻炼和磨难，无疑是有益的。这个益处至少有三点。

一是吃苦耐劳。干活的辛苦、生活的艰苦、精神的闷苦，可以说苦得不能再苦了。古语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我只求：“吃尽苦中苦，做得人中人”。做“人上人”，不奢望；做“人中人”，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个人，这个要求总不高吧。后来无论读书还是工作，我都不觉得苦，与插队劳动的苦相比，这算什么苦。直到今天，我还是学不会享福，往往自讨苦吃，常常以苦为乐。

二是绝处逢生。插队时间长了，看看身边的“插友”一个个上调走人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慌兮兮的，想何时才能轮到自己，是否“死”定了。要不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真正以分数录取而不再唯家庭出身推荐，我是没有机会进大学校门的。当然，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消了，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几乎全部返城并落实了工作。我的命运如同整个知青的命运会发生如此巨大的逆转，这是我所根本没想到的。身处绝境而不“死”，必有后福。

三是不要太“左”。插队劳动，我总想以优秀的表现来换取自己的前途，现在反思，是不是有点犯傻？我干吗这么积极，这么“左”？为什么能偷懒不偷懒，多看些书，多补习些文化知识？仔细想想，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在那个时代背景渲染下，我别无选择。既然来“接受再教育”了，总要有“脱胎换骨”的决心，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我不能拿今天的认知水平去要求过去的我，但积六十年之人生经历，感觉做人做事还是要适中，不要太“左”。

我不具备当官的“才”，我当不了官，也不想当官，我这辈子注定与官“绝缘”，成不了权倾一方的人。我也不是做生意办厂的“料”，从未想过要做生意办厂，因此也注定成不了“大款”和“土豪”。也许经历了艰苦的插队生活，我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感到很满足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就想过一种平民百姓的平稳生活。我也从不羡慕为官者和有钱者：你下你的海，我淌我的河；你坐你的车，我爬我的坡；你喝你的酒，我嚼我的馍；你有女儿情，我唱相思歌。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书生。民间对书生有多种说法：“白面书生”——读书人缺少锻炼，弱不禁风；“书生气”——读书人往往凭意气用事，脱离实际；“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人书读多了，成了书呆子，就变得毫无用处；“穷书生”——读书人肯定发不了财，只能受穷。但书生总有他的优点：知书达礼，识事明理，爱憎分明，敢于直言，认准了事就会坚持做下去等等。有多少书生投笔从戎，“敢洒热血写春秋”；又有多少书生有血性有担当，为民请命不怕杀头坐牢。“文弱书生投袂起，愧煞四座武壮士！”经受了实际锻炼的书生，只要克服“书卷气”，不要变为“书呆子”，同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而且会比常人做得更为出色。往古里说，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等人，都既是书生，又是豪杰之士。往大里说，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本是一介书生啊！想当年，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我不留恋插队泥涂那段艰苦的岁月，我也不悔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这已成为我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已成为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回避、否定不了，至于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参加工作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过去，在我即将退休之际，特地与妻再回泥涂，目的就是重温那段插队劳动生活。

去前给好友妙德打了电话，说要回泥涂看看，他很高兴。一上午时间他陪着我们在村里到处转悠，中饭就在他家吃。想当年，我曾在他家蹭过不少饭。临别时，妻拿出一千元送给他，说是表表对他过去照顾我的一点心意。但他坚持不收，说是现在不差钱，来看望他就很好了，希望我们以后常来。泥涂，我还会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