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问题的提出

§学术史的回顾

§框架和思路

第1章  前近代化的山西教育资源

1.1 清代山西的传统制度

 1.1.1 官方教育体制——府州县学及其功能

 1.1.2 科举养成机构之书院与私塾

 1.1.3 义学、社学等公益救助性教育机构的艰难运作

1.2 传统学校的教育经费筹措

 1.2.1 官学、廪饩与学田收入——传统教化制度与农业的关系

 1.2.2 商业利息与书院经费、膏火——书院的科举教育与商业的影响

1.3 传统士子的权利、地位与生存条件

第2章  近代山西教育的自我调适——以古学书院复兴为例

2.1 传统的教育制度面临的挑战

2.2 民间士子的古学复兴运动和令德堂的建立

2.3 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士绅：以近代书院经费管理权的变迁为例

第3章  山西新教育的进程

3.1 清末民初新学制在山西的确立和实践

3.2 新教育经费的筹措：农业社会中的教育现代化

3.3 学绅与山西近代教育

3.4 在科举与新式教育之间：新旧教育的冲突

第4章  山西新教育的个案研究

4.1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世纪初的山西大学

4.2 商人与山西近代教育：以常家为例

 4.2.1 概念的澄清：“儒贾”或者“兼习儒贾”

 4.2.2 常家的教育经济运作方式

 4.2.3 常家的教育理念

 4.2.4 由商向儒的转换

 4.2.5 常家教育对山西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4.3 山西新教育与清末民初教育中心的北移

4.4 教会教育与山西新教育

 4.4.1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晋省的传播

 4.4.2 孔祥熙与铭贤学校

从各省学务岁入统计看清末的山西教育（代结语）

参考文献

绪论

§问题的提出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八月，总理衙门奏设同文馆于北京，先已于五月十五日挑选八旗生入馆学习，是为中国新教育设学堂之始。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同文馆教育，不仅仅重视“洋文四种”即英、法、俄、德四国文字。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而且“讲各国地图”、“数理启蒙”、“讲求格致”、“讲求机器”、“讲求化学”、“天文算学”之类，开近代教育之先河。之后，总理衙门议设天文算学馆，总理各国衙门事务大臣恭亲王奕訢奏称“徐继畬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要求派徐继畬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71年，卷四十七，第7页。

徐以著《瀛寰志略》著名，但其生平事迹，近人知之不多。徐继畬是晚清最为开明的官僚之一，署理闽浙总督任上，因办理神光寺传教士入住事件为清议不容，徐继畬“神光寺事件”见《清史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四百二十二，第12182页。咸丰二年罢归，直到同治二年才被起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76年2月25日），即恭亲王上奏同一天，徐继畬被正式任命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总理这所新式学堂的事务。

徐继畬为山西五台人，其父徐润第亦为进士出身，“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四百二十二，第12182页。徐润第服膺陆王心学，为山右心学第一人，对近代山西学术影响颇深。徐继畬虽然为中国新式学堂之最早管理者，但山西自明清以来，传统教育、学术一直停滞不前，或曰“鄙陋不堪”。有清近三百年，山西科举考试竟无一状元，仅有一榜眼，三探花。郭荣生：《清朝山西进士》，台湾：商务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页。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列传主，除阎百诗祖籍为太原外，仅有一人入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然至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晋人于成龙、陈廷敬、范镐鼎以理学，祁韵士、张穆以边疆地理入选，徐世昌：《清儒学案》，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尤其是后者，对山西乃至全国的近代学术流变多有影响。祁韵士、祁隽藻、张穆、王轩热衷西北边疆地理学，他们之间有着师承关系，于山西学风有扭转之功。当然这种建立在传统教育体制之上的学风转变，与西方学校教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持八股而取干禄者，当有云泥之判。

山西自古为“表里山河”之地。尤其在晚清战乱时“十八省无不残破，仅余此一片土尚称完全。正供年清年款，捐输已至七八次，尚能勉措。”晚清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如火如荼，但对山西影响不大，故而“京外要饷皆取之于是，朝廷依之为命脉。”徐继畬：《松龛全集》，《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此为山西之幸或者不幸：因为地处内陆，受战火或西方之影响甚小；加以张之洞之前的历任巡抚多因循守旧、缺少近代化思想，因而山西近代化事业多滞后。按张之洞对之前历任山西官场、巡抚的评价：“此间官场大患，州县则苦累太甚，大吏则纪纲荡然，鲍太懦，曾太滥，葆太昏，卫明白廉净而稍平。”王树枬：《张文襄公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5422页。张之洞之后的几任巡抚，除岑春煊外，亦多平庸，如时人定襄邢觉生评价说：“至于逍遥诗酒，如冯×；狎比优娼，如李××；恩仇报复，如奎×；袒护偏私，如胡××，则更无论矣。”邢觉生：《鞠笙遗集》，页五。牛冠荫：《雪华馆丛编》之三，民国五年版。即使先进如徐继畬者，咸丰二年归家后，仍以教习八股文为业，所谓“生平于八股一途本有结习。”《松龛全集》，卷三，第17页。当然，这不排除徐继畬借此为谋生手段的因素。

考察同文馆学生籍贯：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79页。山西只有祁县阎澍恩在光绪丙申年（1896年）曾入馆读书。同时进入京师的还有一位祁县人范光生，他甲午会试不第，“乃留京师益治朴学，于小学、地理尤嗜力，尝曰：‘治经不谈训诂，终为游谈；不明舆地，经虽穷，用何致乎？’”常赞春：《山西献征》卷六，民国二十五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印，（台湾）山西文献社1980年重印，第52页。直到戊戌会试失败才返回家乡，期间京师举人之“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范似乎都熟视无睹，不留只言片语。

当然，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山西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光绪七年十一月（1882年1月），张之洞抚晋，山西近代化事业由是起步。1884年山西筹办开采铁矿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3页。，1883年5月，省城设立桑棉局“为晋民开生财之源”并开始筹设山西机器局。尤值得称道的是，张之洞对于山西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一是设立令德堂，以古学替代八股文章；一是贩运南方书籍入晋省，是为新书籍大规模入晋之始。

张之洞抚晋之前，已有变革教育的经验。他于任四川学政任上，曾创建尊经书院，仿阮元粤海堂、诂经精舍，以古学相号召。门下弟子以杨锐为著名。《清史稿》，卷464，第12744页。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与学使王仁堪在山西创立令德堂，并重汉宋学，所聘老师，如杨深秀主讲《尚书》，主今文经学，杨笃精通算学、方志，王轩为考据学名家，均为山西一时之秀。之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38页。山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当然山西新教育之大规模展开还在1905年废科举考试之后。

我之有志于山西教育近代化的研究，因素有三：

首先，对于所谓“落后地区”的近代化一直有很大兴趣。

学者对于近代化的研究，往往着眼于“先进区域”，就近代中国而言，岭南、东南沿海、江浙地区一直为学者所瞩目。这种学术趣味其实不难理解，寻求“先进性”、“第一性”，由此来揭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理路，不仅仅符合社会科学挑选典型性“标本”的思路，而且这种特出“先进性”的想法，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败的焦虑心态又相吻合。其实，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准，往往不能看某些特定地区的发展，更多的要重视后发区域的现代化发展程度，即所谓“木桶原理”，——某一水桶的容量，决定于这个木桶的最低挡板。尤其在考察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理路时，学界更不应该忘记内陆区域近代化的过程与经验。内陆区域在184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少有租借地、租界、西方传教士，因而内地士子绝少对西方列强的“近代化模型”的直接刺激。如康有为初访香港见“房屋之整饬，巡捕之严密，街道之清洁”，因而有“慕西学之心”。孙中山坐轮船往檀香山，“见四海之大，轮船之奇”因而有穷究西学之念。可以说，中国境内的租界和殖民地给了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近代化的第一印象。而山西地处内陆，没有通商口岸和租界，西方传教士也直到山西“丁戊奇荒”时才以赈济的名义进入。至于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播西学，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了。之后兴办山西大学堂、铭贤学校应该是新式教育在山西确立的标志。但无论是铭贤学校还是山西大学堂，都是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产物，都有被强迫的性质。问题在于，即使地处内陆，但同样面临“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局面，山西的官绅、民众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因为各种原因，山西缺少近代康梁、孙黄一类的先进人物，但也有像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之类的人物，他对山西的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又如何呢？谈及山西的落后，是就当下而言，其实山西商人在清代中晚期极盛一时。山西的票号商分支当时遍及全国，为什么山西商人承担不起为山西输入新知的使命，山西商人在山西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何种作用？这些都是本书需要探讨的问题。

其次，基于我对传统的教育近代化写作模式的困惑。

所谓近代化，就是以西方之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经济文化为指归，而对本国旧有之体制进行改造。譬如中国教育之近代化，就是将中国传统之私塾、书院、科举教育，改造为新式学堂教育；由重视个人德行的培养转向为民族国家“富国”、“强兵”之个人技能培养。以往研究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关注新教育法令的颁布，新教育的具体实施，对于传统教育体制，以及旧教育与新教育之间存在的联结点，却言之甚少。须知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对于真正理解近代化更有意义。所以我在思考新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时，特别关注了传统教育与现代化之间的衔接。

具体到山西这一区域，书院应该是传统教育因素中最可能和新式教育衔接的一个基点。虽然清代书院不具有宋代书院的“自由学术”气息，但通过对书院经费的控制，地方有见识的士绅可能对书院有所影响。而且在山西，各种和八股科举相对的“古学”仍然存在于民间，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和张之洞的提倡下，“令德堂”和其他一些书院讲求古学、新知，颇有向新教育转变的因素。考量书院的经费控制、书院和新式教育的关系，是我对教育近代化写作的一个尝试。

最后，我之关心山西新教育，还因为山西是我的故乡。山西的现代化发展一直步履维艰，因为地处内陆，现在的山西与百年前的山西多有相似之处，我希望能从已经过去的近代化历程中，寻求一些有益于山西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而教育尤为现代化事业的重中之重。从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之设立，从废科举到共和国新学制的建立，百年中国近代化史，亦是一部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成绩虽然巨大，但问题亦复不少。作者最近返乡，目睹乡村儿童失学，见乡人之贫困，心有戚戚也。此亦为山西区域教育史写作的另一个原因吧。

§学术史的回顾

中国新教育的产生一开始就承受着“救亡图存”的任务。晚清思想家无一不对新教育有自己的论述，但从历史的角度来整理、总结近代教育，却是在20世纪20年代了。如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青之《中国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谷城《中国教育小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黄炎培的《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由中华书局于1934年出版。另外重要的著作还有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的教育史系列：《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28年出版），《中华民国教育史料》（1931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出版），《中华民国之教育》（1931年出版），《近代教育思想史》（1929年出版）。还有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4年出版，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于1930年版等等。总之，从民国的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学界开始从史学角度考察方兴未艾的新教育。民国时代的教育史著作多从全局入手，遵循“政治变革——教育政策——教育实施”的写作模式，以宏观叙事的笔法解说了近代中国的新教育发展概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当时的一些写作手法亦为后人所继承。如他们对政治与教育之关系，生产方式对于教育之影响等等。在这些研究者中，舒新城的个案研究、短时段研究更为后来学者所关注和学习。

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在80年代之后，有更多学者关注教育近代化的课题，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著述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超过了中国近代教育研究开展以来70年的总和。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有关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成果为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系列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全书有《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等七项专题研究。这些研究从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各个层面，深入探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化过程，探讨新教育产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另外有吴洪成对传教士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研究（吴洪成：《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张虎生对于1890——19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张虎生：《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1890—1910）研究综述》，《江苏高教》2001年第6期），以及商丽浩、田正平对于教育收费制度的研究（商丽浩、田正平：《近代教育收费制度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阎广芬对于近代商人捐资兴学内发力量的研究（阎广芬：《近代商人捐资兴学的内发力量》，《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5期），都大大拓宽了教育近代史的内容。另外学者对于区域近代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如张起东对于近代华北农村教育变迁的研究（张起东：《近代华北乡村教育变迁》，《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张彬、秦玉清对于近代浙江私塾改良的研究（张彬、秦玉清：《近代浙江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以及郝景花对于新学教育之下乡村精英离乡的研究（郝景花、王先明：《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文史哲》2002年第5期），牛敬忠对于绥远地区教育近代化的研究（牛敬忠：《绥远地区教育近代化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等等。

2.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课题，成果有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至八卷为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部分）。此书以教育思潮为研究对象，对早期的改良主义教育、洋务教育、维新教育、革命民主主义教育、留学教育、女子教育、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职业教育、美感教育、工读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国家主义教育，特别是对实用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行了专项研究，分别对其产生的背景、思想内容作了深入的探讨，着重评析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的影响和贡献。

3.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成果有宋恩荣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该书对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謇、俞庆棠等27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进行了专门研究。

4.近代教育比较史。80年代有陶愚川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第二、三卷为近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988年出版）。该书对中外近代教育史作了比较研究，惜不成体系。90年代，张瑞璠、王承绪主持的大型项目《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两卷是近代教育比较，涉及的方面较广泛，如中外启蒙教育思想的比较、清末教育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比较、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西方教育思潮的比较、中外近代高等教育的比较、中外近代普及义务教育的比较、中外近代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女子教育、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比较等等。

5.近代教育资料的整理。在舒新城民国的资料整理之后，有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共四辑七个分册（华东师范大学1983——1993年出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1997年版），叶立群、吴履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998年版）。

80年代以来的新教育研究大大拓宽了民国以来的教育近代化写作模式。虽然他们大多继承了“政治——教育”的研究模式，但同时注意从教育的各个方面入手：如区域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育思潮；从教育科学的诸多方面如教育课本，教育学制，教育人物等等。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更为深刻的总结了百年来的中国新教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区域教育近代化的研究，如对上海地区教会学校的研究、江浙地区家族势力对新教育的影响等等，颇有新意。然而以上种种著作几乎没有涉及内陆落后地区的教育近代化过程，这正是笔者的研究重心所在。

近代山西的教育，似乎一直缺乏学者的关注。这当然和近代山西的政治、经济的落后有很大的关系。在“近代化”的话语前提下，不具有“前瞻性”、“模范性”的山西教育，似乎不具有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特质”。“山西在四山之中，交通不便，又地瘠民贫。金融在外省，外省兵事，山西人皆受损失。此教育困难情形也。”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71页。即使有关的资料性整理，也是残缺不全，如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所辑《山西文史精选·建国前的山西教育》，只是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对民国以来的山西几所高校教育做了介绍。台湾郭荣生先生所作《山西文献丛书》诸种，如《清代山西进士》、《清末山西留学生》、《民国山西教育概况》，对近代山西的科举、留学生、民国教育等作了资料梳理，然而其他重要的近代教育资料，如私塾教育、书院教育、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教育经费筹措、近代教育的资金筹措、近代教育的嬗变、转型等资料，散见各处，如各种清末、民初的山西各县县志、近代以来的私人笔记、著述等等。

然而，后发性的“近代化”模式亦有它存在的意义。其实，一个国家的近代化的历程，“落后地区”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就中国而言，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实现近代化的标准，往往要看中西部这些后发地区的近代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