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伟大长征铸就伟大精神

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三、北上与南下

四、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五、长征胜利结束

六、伟大长征铸就伟大精神

第二章  崇高理想坚定信念

一、艰苦跋涉百折不挠

二、浴血奋战勇往直前

三、千里追随矢志不移

四、红心向党日月可鉴

第三章  不怕困难勇于牺牲

一、敌强我弱危机重重

二、英勇无畏斩关夺隘

三、笑对艰险一往无前

四、率先垂范攻坚克难

第四章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一、“左”倾危害困难重重

二、万里征程寻找方向

三、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四、思想路线胜利指南

第五章  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一、大局为重维护团结

二、坚持党性严守纪律

三、官兵一致万众一心

四、团结协作相互支援

五、加强统战逼蒋抗日

第六章  群众路线艰苦奋斗

一、深入群众宣传真理

二、扶贫济困争取群众

三、参加红军支援革命

四、建立政权武装民众

五、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第七章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一、长征精神的历史地位

二、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伟大长征铸就伟大精神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英勇的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支红军和游击队，开辟了一块块革命根据地。为了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发动了一次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均被英勇的红军粉碎。然而，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进行长征。之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也先后进行了长征。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英勇的红军翻越了几十座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的高山，跨越了数十条波涛汹涌的河流，数次穿越了堪称“死亡世界”的茫茫草地，纵横14个省，行军约65000里，冲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反动土司头人部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艰难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付出巨大牺牲，最终赢得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奇迹，奏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奏曲，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这一伟大征程中，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3年9月，蒋介石以100万军队、200余架飞机，发动了对各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围剿”的重点是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执行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反“围剿”初期作战失利。不久，福建事变发生。但是，临时中央不肯在军事上配合第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中央红军也丧失了反“围剿”胜利的绝好机会。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一）序幕

1934年4月下旬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开始考虑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中央成立了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将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建立根据地，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红七军团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等率领下于7月6日由瑞金北上。11月初红七军团在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2月中旬谭家桥战斗中，寻淮洲身负重伤，不久牺牲。1935年1月，红十军团返回闽浙赣苏区途中主力被敌封锁包围，大部壮烈牺牲，刘畴西、方志敏被捕后英勇就义。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分割、压缩在狭小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转移到湘中去，确立与红二军团的联系，任弼时任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席。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开始西征。10月上旬，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甘溪战斗失利，陷入湘、桂、黔军的包围中。红六军团主力被迫在石阡、施秉、余庆间的高山密林中与敌周旋。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在印江县木黄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之后，红二、六军团主力北上湘西。

占领广昌、建宁之后，国民党军于1934年7月初全面进攻中央苏区中心区。博古、李德“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中央红军又遭重大损失，根据地进一步缩小。9月初，博古、李德等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并进行了部署。但是，战略转移准备很不充分。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并拟于14日总攻瑞金、宁都。“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仓促决定提前退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最初计划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加上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

中央红军撤离后，留在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在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领导下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旬开始，留守红军各部队分路突围，大部遭到损失，少数部队转移到赣粤边、湘南、闽赣边、闽西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战斗中何叔衡等相继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入狱，英勇就义。经过艰苦转战，项英、陈毅等率部于1935年3月到达油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二）突破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广东军阀陈济棠部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进入广东。10月25日中央红军渡过桃江，突破了由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西进。蒋介石在湘粤边境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11月5日至8日，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蒋介石迅速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11月15日，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在江西省瑞金开始长征

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调集军队向湘南地区开进，准备实施“湘江会战”计划。红军继续西进，1934年11月25日全部渡过潇水。为避免与红军决战，桂军于11月22日撤离湘江防线，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无兵防守。红军并不了解敌情的重大变化，未能利用这极其有利的时机抢渡湘江。由于庞大的军委纵队行动迟缓，红五、八、九军团无法及时过江，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三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从11月28日到30日的左、右两翼阻击战，中央红军以沉重的代价，终于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道，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顺利通过湘江。又经过激烈的战斗，12月1日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

血战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湘江一仗，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的破产

（三）遵义会议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蒋介石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西。1934年12月4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决定继续西进，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敌军主力已张网以待，如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就会陷入重围，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是博古、李德不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仍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通道城召开，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力主西进贵州。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红军调整了行军路线，为黎平会议解决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13日，红军转兵贵州，15日攻占黎平和老锦屏。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

12月31日，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这时，博古、李德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举行。会议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为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

接下来，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王稼祥发言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随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刘伯承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报告，只有凯丰公开为博古辩护。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张闻天会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四）转战云贵川

红军进入黔北后，蒋介石即集中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1935年1月19日，红军由遵义地区开始北上。1月28日红军青杠坡战斗失利，第二天凌晨，红军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毛泽东等认为自红军从遵义北上以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至川滇边，黔北兵力比较薄弱，遂于2月10日决定迅速转兵东进，再次向黔北进军。2月18日至21日，红军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

2月24日至28日，红军连克桐梓城、娄山关、遵义城。3月10日，中央负责人在苟坝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不能打，但与会多数人主张打。第二天，毛泽东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随后，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南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16日至17日红军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正当各路敌军向川南疾进之际，毛泽东决定回师东渡。3月21日晚至22日，红军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被阻于乌江北岸，独立活动。至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设计的在乌江以北、川黔边界地区消灭红军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其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南渡乌江后，为调虎离山，顺利进军云南，毛泽东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前锋逼近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忙调兵增援贵阳。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的关键在于必须调出滇军。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1935年4月5日毛泽东命红军一部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调各部追堵。4月上旬，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向云南疾进。

4月18日，红军主力渡过北盘江，24日进入云南，前锋直逼昆明。为保住昆明，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造成了有利条件。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至5月9日，红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在此期间，红九军团也渡过了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郊区召开，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从5月21日开始，红军从冕宁泸沽地区分为左右两路北进。刘伯承、聂荣臻率中央红军先遣队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

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彝族不信任汉族，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红军要从这里过路，困难很大。为顺利通过彝民聚居区，中央红军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在部队中普遍深入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伯承按照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并授予小叶丹“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支队。在小叶丹和广大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于5月23日顺利通过了彝族区。

通过彝民区后，红军即向大渡河兼程前进，1935年5月29日夺取泸定桥。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泸定城召开，决定从泸定向北翻越雪山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气候变幻无常，被称作“神山”。6月中旬，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终于征服了“神山”。

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1932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鄂豫皖苏区的部队约7000人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在国民党军连续的“清乡”“清剿”“围剿”下，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离开鄂豫皖苏区，开始战略转移。

（一）向豫陕边转移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军向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或豫西的伏牛山区实行战略转移。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桐柏山进军。11月19日红军进入桐柏山区。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桐柏山区。根据桐柏山区情况和敌情，省委决定迅速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挺进。

1934年11月22日，红二十五军从枣阳城以北掉头东去，冲破敌人的堵截后向东北前进。红军很快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前后夹击圈。11月29日红军进入伏牛山区。很快，省委发现伏牛山区不适合创建根据地，决定到陕西南部开辟根据地。于是，红军向西挺进。

（二）创建鄂豫陕根据地

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雒南县庾家河。第二天，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进行中，敌军猛攻红军。激战中，一颗子弹从副军长徐海东左眼下穿过再从颈后飞出，徐海东负重伤。反复冲杀中，军长程子华也身负重伤。直至黄昏，红军终于打垮敌人。庾家河会议因敌人进攻而中断，但仍及时作出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根据地的决定。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

在政委吴焕先率领下，红二十五军采取大回旋的军事行动，纵横驰骋。1935年1月底，红军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区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对红二十五军的第一次“围剿”。红军取得蔡玉窑、文公岭两战的胜利，在陕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区开辟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3月10日，红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作战胜利，之后在华阳建立了第三块革命根据地。4月上旬，红军在葛牌镇以南九间房作战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5年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18日攻克雒南城。随后，进入雒南、商县、商南、卢氏四县边区，创建了第四块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多月，取得重大胜利。全军发展到3700多人，鄂豫陕根据地初步形成。蒋介石于4月下旬向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7月2日，红军在山阳县取得袁家沟口战斗的胜利。之后红军转到外线作战，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迫使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行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三）与西北红军会师

1935年7月15日，吴焕先在长安县丰裕口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第二天，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8月3日，红军攻占甘肃两当城，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川陕甘边界之敌，起到了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北上的作用。为继续配合红一、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决定向敌人纵深发展，继续钳制敌人，14日逼近静宁城。至此，红二十五军拦腰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打乱了敌军围堵红军的部署，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

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8月15日进入静宁城以北的兴隆镇休整，决定再在西兰公路上钳制敌人半个月。21日红军沿泾河南岸到达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这时，敌人前堵后追，红军处境十分危急。由于公路北侧的泾河河水猛涨，已很难再北渡泾河，公路南侧又被几十公里宽的王母宫塬所阻，回旋余地很小，军领导决定翻过南面的王母宫塬，南渡泾河支流汭河，继续切断西兰公路。正当红军翻过王母宫塬南渡汭河之时，敌军千余人突袭而来。红军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难以回援，后卫在王母宫塬四坡村与敌激战，背水作战，形势十分不利。紧要关头，指挥渡河的吴焕先率100余人赶来从右翼侧击敌人。红军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但吴焕先却英勇牺牲。

为继续牵制、迷惑敌人，红二十五军直逼灵台。进入灵台后，各路敌军对红二十五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省委和军领导决定立即进入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3400多人胜利到达延川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转战，途经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省，行程近万里，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9月16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到达永坪镇，两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共7000余人。10月，红十五军团劳山、榆林桥两战胜利，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

陕甘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会师